蒙古民族尽管是一个崛起自草原和马背上的内陆民族，但由于它在欧亚大陆东征西略的过程中同外界许多文明广为接触，胸襟与视野大大开阔，因此能对各种新鲜事物采取一种包容的开明态度。元朝建立之后，它的统治者们在注意经营通向西方的陆路交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保持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元朝初年，我国就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专门掌管海外贸易。后来发展为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元朝统治者还特别任命数代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蒲寿庚为福建行省长官，负责为元朝招抚南海、西域诸国来华商人。蒲氏一家为元朝负责对外贸易，富贵满门。长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仍兼福建道市舶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孙子蒲居仁为福建等处运使。蒲寿庚的女婿，也拥有海船80艘，死后遗留的财富，仅珍珠就有130担。为了垄断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于1284年在杭州和泉州还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政府出船只和本钱，招人前往海外经商，然后分成。

元代，和我国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百处之多。

当时，从波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极为活跃，由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向西航行至波斯罗(今伊拉克巴士拉)，向南航行至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儿)，再向西可至亚丁湾、入红海；由祖法儿向南则可经亚丁湾，前往东非沿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层摇罗(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

14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一位世界级的大旅行家，这就是足以与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等人齐名的汪大渊。1328年至1339年，汪大渊从泉州出发，两次乘海舶周游世界，归国后，返回故里南昌。他根据自己游历时“耳目所亲见”，撰写了《岛夷志略》。汪大渊两次出入当时全国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泉州，长期在海上贸易。《岛夷志略》记录了他的游踪，全书共有100条记事，其中99条都是某个地方的专篇。每经一地，叙述山川、民俗、风景之外，更记明航路、物产和贸易的货物，是一本海外贸易指南。全书共记载了220多个国名和地名，涉及范围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东非、北非，许多是我国史籍上第一次收录的。对于14世纪中叶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海与红海邻近地区，以及非洲的东岸与地中海沿岸，提供了大量民俗、地理、经济、商业和航海方面的重要资料。丰富的航海经验、渊博的地理知识和广泛的商贸活动，使他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足迹最广的海上旅行家。

元代海、陆中西交通的空前扩展与畅通，首先造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了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的概念，已从两汉与唐宋时期的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实实在在地扩展到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