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服恢复唐制，但比唐代的“品色衣”等级的差别更加明显。这与朱元璋夺取政权后，改变农民立场，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有关。

官服中最高等级的冕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亲王等皇室成员专用。冕服用于祭祀或朝会等大典。明初冕服一如传统形制，洪武(公元1368—1398年)初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曾有几次变更，只是在质料、花纹位置上作些调整。历次改变，都使规定更加具体，制作也更为考究。明代冕服与前稍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原冕服下裳的前三后四改作连属一起如帷幕的式样；二是规定所绣日、月的直径为五寸；三是用黄玉作充耳；四是将古制的五彩玉旒改为七彩玉珠，又将火、华虫、宗彝绣在袖上，日、月、龙绣于两肩，星辰、山绣于后背等等。皇太子在陪同皇帝祭祀天地、社稷、宗庙，以及大朝会、受册等重大典礼时，也服衮冕，但较皇帝次一等，衮服用九章纹，冕为九旒，旒用九玉。世子衮冕又次一等，为七章、七旒。旒上所用珠玉的质料、色彩都稍有不同，以示区别。

皇室冠服，还有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燕弁服等，用于不同的场合。以上冠服，由于时代不同，也略有改变。如武弁服，在明初时用于皇帝亲征或遣将，以后就不多用了。几种冠服中用途最多的是常服，常服为折角向上的乌纱帽，盘领窄袖黄袍，袍的前后及双肩各绣金织盘龙，金、玉、琥珀束带。因乌纱帽折角向上如“善”字，后名“翼善冠”。与唐代相比较，明代“翼善冠”要简化得多。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这种冠的实物，是明十三陵中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金制翼善冠。全冠用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上面镶嵌两条金龙戏珠，姿态生动，制作精致，体现着皇帝的尊贵及特权地位。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更定燕弁服，作为皇帝燕居休闲的服装。世宗朱厚熜〔zong总〕认为，古代的玄端上下通用，有失皇帝威仪，于是告谕礼部：“今非古人比，虽燕居，宜辨等威”(《明史·舆服志》)。后更名“燕弁”，寓有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的意思。燕弁服的冠匡如皮弁，用乌纱为帽，全帽有12瓣，各瓣间压以金线，帽前装饰五彩玉云，帽后列四山，朱缨，双玉簪。衣服仍如古玄端式，两肩绣日、月，衣前盘一圆龙，后面盘二方龙。同年，在燕弁服的基础上制定保和冠服，作为亲王、郡王、世子等燕居时的服装。保和冠乃是明代的创制，但也并未脱离传统的冠制体系。

翼善冠(明宪宗像)

明代的文武官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

祭服，最为尊贵，只用于祭祀的特定场合。明朝初立，学士陶安即请制五冕。朱元璋认为古制太繁，于是删繁就简，规定皇帝“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制定品官祭服。一品至九品都是青罗衣，白纱中单，黑领黑边。赤罗裳，赤罗蔽膝。冠带、佩绶等都依朝服品级。

朝服用于大祀、庆成、正旦、颁诏等国家大典。戴梁冠，穿赤罗衣、裳，佩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明延宋制，也以冠上梁数划分等级。公冠为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后玉蝉。侯七梁，笼巾貂蝉，前后金蝉，其余皆少于公冠一等。伯为玳瑁蝉，其余较侯再减一等。都插雉尾。驸马与侯相同，但不插雉尾。梁数之外，官员所佩的带、绶也是区分品级的标志。官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用玉，绶用云凤四色(黄、绿、赤、紫)花锦。二品，冠六梁，犀革带，绶同一品。三品，冠五梁，金革带，绶用云鹤花锦。四品，冠四梁，余同三品。五品，冠三梁，银革带，绶用盘雕花锦。六品、七品冠二梁，银革带，绶用练鹊三色(黄、绿、赤)花锦。八、九品冠一梁，革带用乌角，绶用鸂鶒〔xichi西翅，一种水鸟，色多紫〕二色(黄、绿)花锦。御史冠用獬豸。所拿的笏板，一至五品用象牙，六至九品用槐木。

公服用于早晚朝奏事、侍班、谢恩、见辞等，以后改为常朝时穿便服，只在初一、十五朝参时穿公服。这种服制为盘领右衽袍，袖宽三尺，用纻丝或纱罗绢制作。袍服颜色，一至四品为绯色，五至七品为青色，八至九品为绿色。按品级绣织各种大小不同的花纹。八品以下官员的公服没有纹饰。穿公服时，头上须戴幞头。

明代官员公服

常服用于常年理事，也是公服，形制比较简便，由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三部分组成。乌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圆形，外表用黑皱纱，帽里为漆藤丝或麻，既轻又牢固，可以自由戴脱。明代以乌纱帽作为官帽，此后即引申为官职的代称。郑板桥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tuo陀，袋子〕萧萧两袖寒”(《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就是以乌纱帽代指官位。束带，依品级区别，一品用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为素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定职官常服使用补子。这是一种有固定位置、形式、内容和意义的纹饰，以金线或彩丝织成飞禽走兽纹样，缀于官服的前胸后背处，通常做成方形，前后各一。文官绣禽，表示文明；武官绣兽，表示威武。公、侯、伯及各品官各不相同。明代这一创制，延续到清代，成为区别官员品级的又一显著标志。其具体规定所绣图案如下：

公、侯、伯、驸马 麒麟、白泽

文官一品 仙鹤

二品 锦鸡

三品 孔雀

四品 云雁

五品 白鹇〔xian闲〕

六品 鹭鸶

七品 鸂鶒

八品 黄鹂

九品 鹌鹑

杂职 练雀

武官一品 狮子

二品 狮子

三品 虎豹

四品 虎豹

品 熊罴〔pi皮〕

六品 彪

七品 彪

八品 犀牛

九品 海马

风宪官 獬豸

明代对补子品级图案的规定还不十分严格，一些没有正式官职的杂职人员也可以用杂禽、杂花补子。其他还有用应景补子的，如：正月十五的“灯景”补子，五月端阳的“艾虎”、“五毒”，七月的“鹊桥”，以及“葫芦”、“菊花”等正式品服之外的补子，大多是内臣、官眷等人触景生情自己置办的。

明代在本色官服之外还有赐服，初意是由皇帝特别恩准赐予有功勋的官员，以后朝政腐败，赐服也已变质，主要是视皇帝的喜好、需要了。一种赐服是官品未到而赐予的，如官未至一品而赐佩玉带，正二品赐服公、侯的麒麟服，或品级低的赐服一、二品的仙鹤、锦鸡服。嘉靖时，皇帝朱厚熜好道教，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因能撰写青词，都以五品官得赐服仙鹤(《明史·舆服志》)。另一种是赐服蟒衣、飞鱼、斗牛服。蟒的纹样与龙相仿，仅比龙少一爪；飞鱼为有鱼鳍、鱼尾之蟒；斗牛是蟒头上多两个牛角。这三种纹样像龙，是衮龙服外最为尊贵的纹饰。因为三者形象近似，容易相混，有时难免错认。《明史·舆服志》载有这样一桩事：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朱厚熜出行，群臣朝于驻跸〔bi毕〕所(途中停留暂住的地方)。兵部尚书张瓒〔zan赞〕“服蟒”朝见。皇帝见了大怒，质问：“尚书是二品官，为什么自穿蟒服？”阁臣夏言答：“张瓒所穿是皇帝赏赐的飞鱼服，鲜明像蟒，并不是蟒。”朱厚熜仍以其多有冒犯，要严加禁止。结果是礼部奏定，文武官员不准擅用蟒衣、飞鱼、斗牛服，以及其他违禁的华异服色。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定忠静冠服，作为品官燕居时的服装。取名“忠静”，意思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明史·舆服志》)。这是一种仿古冠服，乌纱帽，冠顶有三梁，各压以金线，沿有金边，四品以下官员去掉金边用浅色丝线。忠静冠也是明代的创制。这种冠服使用范围较广，王府将军中尉，在京七品以上官员，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官，在外的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及武官都督以上都可以穿用。崇祯时曾令百官燕居时都用忠静冠服。

内臣服饰。朱元璋取得政权后，深以历史上宦官的祸国乱政为鉴戒，严禁宦官干政，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初规定：凡内臣(宦官)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朝文武官职衔；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内臣有公文来往；内臣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内臣不许戴朝冠、幞头，不得穿外朝官员的服装。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规定：内使监参与朝会，按品用朝服、公服。平时的常服，是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描金曲脚帽；犀角带。没有品级的，只服用团领衫，衫上没有胸背花。并在宫门铸一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做出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使宦官成为名副其实的宫廷仆役。但是，事与愿违，有明一代宦官之为害，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朝代之一。朱元璋晚年，已经违背初衷，让内臣参与了一些政府的经济活动。这当然还是极有限度的。到明成祖朱棣时，由于他是依赖宦官取得政权的，所以，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名称上“改监正曰太监”，事实上，也参与了国家大事，出使地方，有的还成为地方的监军。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是一种特务活动，而宦官的权力已凌驾于朝臣之上了。此时内臣的冠服，早已非复往昔，制度上明确规定，陪侍帝王左右的宦官“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其“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明史·舆服志》)。明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他的朝服不仅与外廷相同，且有超越。他的朝冠已加至九梁，并戴上公、侯、伯爵的簪缨。直到熹宗死去，才有所收敛。

冠服之外的佩饰有牙牌。这是内官及在京各司常朝官都需随身悬挂的，用来作为出入关防的凭证。官员牙牌以象牙为料，上面刻有官职。拜官时由高宝司颁给，转官时须缴还，不得转借，否则就要坐罪。内使、小火者用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等用铜牌。明武帝时太监刘瑾图谋不轨，不仅私制兵器，伪造宝印，且改制牙牌。抄没他家时，除金银珠宝、蟒衣衮袍外，牙牌竟有两大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