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七节 释氏辅教之书

在谈到两晋南北朝小说受印度影响时,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又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还说:“释氏辅教之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

鲁迅先生的这三段话分别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六朝志怪小说的兴起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古代信巫信神的传统,二是印度佛教传入的影响。第二,印度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在中国流传,经过文人加工而变为中国故事。第三,六朝时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作品,后世也常把它们看作是小说。

鲁迅的话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量西域僧人来华,大量佛经的翻译,把印度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思维方式等,都带进了中国。例如,佛教认为,宇宙间的万物犹如车轮一样转动不休,生命是一个不断轮回的过程,行善可以积德,可以升天,作恶要受报应,要下地狱,等等。这就与中国古代的巫术信仰、鬼神信仰有相通之处,所以促成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佛教还把印度古代的一些文学故事也带进了中国。在佛教文献中,有许多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如叙述佛陀生平的佛传故事,叙述佛陀前生一次次转生为菩萨的本生故事,佛陀传教时用来说明道理的比喻故事,佛陀及其弟子当年所见所闻的事例(因缘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中,有许多是印度古代的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等,经过佛教徒的加工、改写而汇集起来的;也有许多是佛教徒创作的;还有一些是佛陀及其弟子们对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录。总之,佛经并不都是些空洞的教条和抽象的理论,相反,有许多经书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其中有不少故事都充分表现了印度人民的智慧和奇异的想象,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这些故事就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另外,利用文学作品来为宗教服务,这是印度佛教徒的拿手好戏,一些中国的佛教信徒也充分利用这一点,便出现了中国六朝时期的“释氏辅教之书”。下面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卷一三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极深,尽是黑灰,无土。谁都不知是为什么。东方朔说,可以问西域人。后来到汉明帝时,西域道人来洛阳,有人想起东方朔的话,便问他。他说:“佛经中说,‘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这是劫烧的残留物。”

同一个故事还见于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和曹毗的《志怪》。故事中,西域道人指印度来的僧人,“劫”是古代印度的时间单位,是个从梵文音译过来的词,又意译为“大时”。根据佛教传说,世界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就要毁灭一次,到时候就会有劫火烧毁一切。然后宇宙再重新生成。这个过程叫一劫。这个故事是离奇的,“劫”这个时间概念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新鲜的。

成书于晋代的《灵鬼志》卷三有个故事:有一道人(这里指僧人)自外国来。一次他在路上行走,见一人挑担,担上有小笼子,就对挑担人说:“我走累了,让我到你的笼里吧。”挑担者感到很奇怪,以为他是疯子,就同意了。道人入笼,笼子不显大,道人也不显小,担子也不显重。挑夫停下休息,道人也不出笼。反而在笼中摆出盛有食物饮料的器皿,又从口中吐出一女子与他共食。他吃完就睡了,那女子又从口中吐出一男子共食。这样,笼中就有了三人,但仍不显得拥挤。道人要醒来时,女子把那男子吞入口中。道人起身,把女子吞入口中,又吞入器皿,对挑夫说:“可以走了。”

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中有个“阳羡书生”的故事,情节也差不多。这个故事是一则印度故事的变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就已指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曾指出。它来自《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故事。故事中新奇的空间观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中国人一再地模仿它,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有人在改编它。

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卷三有这样一个故事:桓邈的大儿子夜间做了一个梦,梦见四个黑衣人求他救命。他醒来,正见家里人要杀四只黑鸭子,便上前救下鸭子,并买来肉作为替代。后来,夜间又梦见那四个人前来感谢。

佛教告诫人们不要杀生,说杀生要受恶报,不杀生会受善报。佛本生故事中还有一国王从自己身上割肉以救鸽子性命的故事。这些都影响了中国的这则故事。反过来说,这则故事是在有意识地宣扬佛教的思想,算是“释氏辅教之书”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这类受印度佛教影响的例子还有不少。它们都说明,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曾受到过印度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