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 第六节 来自印度的天文官

唐代,由印度介绍到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更多,且对中国天文历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旧唐书》卷一九八记天竺国说:“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记泥婆罗国云:“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通典》卷一九三、《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所记大致相同。说明当时国人已知印度、尼泊尔等国天文历算的发达。

《旧唐书》卷一九八又记,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罽〔ji记〕宾国遣使献天文经一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此事在开元八年,又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东天竺大德达摩战来献《占星记》梵本。这是印度有关天文学书籍传入中国的又一记载。

当时,中国的取经僧和印度来华僧所携带的梵本中,就有不少有关天文历算的书籍,这从他们所译出的经中可知。如玄奘所译《俱舍论》、义净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不空所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宿曜〔yao药〕经》、金钢智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法成译《诸星母陀罗尼经》,等等。其中,《宿曜经》最有天文学价值。此经分上下两卷,共八品。详细介绍了古印度关于二十七宿、七曜、十二宫、星占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中印古代天文历算的重要材料。

另外,玄奘、义净等人对印度天文历算也有记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中记有古印度的长度单位和印度岁时等,都很详细。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旋右观时》记有印度那烂陀寺、大菩提寺和俱尸那寺以漏法计时的细节。书中还有日影测量法、季节划分法等记载,都有一定的科学史研究参考价值。

从以上的记载不难看出,我国唐代人对印度的天文历算已经知道不少。但是,最能反映中印在这方面交流的,还是唐代僧人一行制作《大衍历》和印度人在唐代宫廷做天文官的故事。

《旧唐书》卷三二《历一》记载:“高宗时,太史奏旧历加时浸差,宜有改定。乃诏李淳风造《麟德历》……天后时,瞿昙罗造《光宅历》……开元中,僧一行精诸家历法,言《麟德历》行用既久,晷纬渐差。宰相张说言之,玄宗召见,令造新历……近代精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瞿昙罗的《光宅历》和一行所造新历(《大衍历》)都受到印度古代天文历法的影响。

一行是唐代著名科学家,但同时又是一名高僧。据《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他早年拜普寂禅师为师,出家为僧。后曾拜不空金刚学密法,又与善无畏译密典。“睿宗、玄宗并请如内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所翻之经,遂著《疏》七卷,又《摄调伏藏》六○卷、《释氏系录》一卷、《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其历编入《唐书·律历志》,以为不刊之典。又造游仪,黄赤二道以铁成规,于院制作。”其所撰《宿曜仪轨》一卷、《七曜星辰别行法》一卷、《北斗七星护摩法》一卷已被收入密藏。据《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二一,《梵天火罗九曜》一卷,也是一行的著述。这些被收入密藏的著作主要是介绍印度密教真言及星占术,但也有一定天文知识,说明一行深受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他所写的《大衍历》,在当时是最为精确的,这也与他参考印度的历法不无关系。

唐人杨景风在《宿曜经》第三品末注曰:“今有迦叶氏、瞿昙氏、拘摩罗等三家天竺历,并掌在太史阁。然今之用,多用瞿昙氏历,与大衍相参供奉耳。”这里所说的迦叶氏,即迦叶孝威,拘摩罗,又叫俱摩罗,都是来自印度的天文学家;瞿昙氏则指一个家族,前文提到的瞿昙罗即属于这一家族。

1977年5月,在陕西长安县发现了瞿昙譔〔zhuan撰〕的墓及墓志一方。墓志铭记载:“发源启祚,本自中天,降祉联华,著于上国,故世为京兆人。”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大约在唐代初年即由中天竺迁居中国。其家族五代人的谱系是:瞿昙逸、逸子罗、罗子悉达、悉达第四子譔、譔第五子晏。除瞿昙逸“高道不仕”外,其余四代人均在唐朝宫廷做天文官员,先后担任过太史令、太史监、司天监等职务。

瞿昙,梵文为Gautama,据《一切经音义》卷二一:“瞿昙氏具云瞿答摩。言瞿者,此云地也;答摩,最胜也。谓除天以外,在地人类,此族最胜,故云地最胜也。”瞿昙又译作乔答摩,是印度古代的著名姓氏,佛祖释迦牟尼就姓乔答摩。唐代这个瞿昙家族的人都精通梵语和印度天文历算,他们在宫廷供职,就使印度的天文历算在唐朝产生了更直接更有力的影响。

瞿昙家族的五代人中,以瞿昙罗为最早于唐廷任职者。他早在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时已是司天台太史令,到武后神功二年(公元698年)研制出《光宅历》时,已至少在司天台服务了34年。据瞿昙譔墓志铭记载,他是“皇朝太中大夫、司津监,赠太子仆”。

瞿昙悉达大约出生于唐高宗时代,卒于玄宗开元年间。是瞿昙家族中最负盛名的一位,也是最受朝廷优遇的一位,据瞿昙譔墓志铭,他的官爵相当显赫,是“皇朝太中大夫、太史监,江宁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赠汾州刺史”。

瞿昙譔,瞿昙悉达的第四子,也供职于司天台,曾为司天少监、司天监。据《新唐书》卷二七,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诏一行作新历,十五年(公元727年)一行去世,十六年宰相张说上表请用新历,十七年新历颁于有司,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瞿昙譔因不得参与修改新历而上奏章,非议《大衍历》。由此可见,至迟于727年,瞿昙譔已在司天台工作。又据《唐会要》卷四四,他至少在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还在司天台任职。

瞿昙谦,《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和《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都著录有瞿昙谦所作“《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可知瞿昙谦也是一位天文学家,但他是否在司天台任职则不得而知。他可能是瞿昙譔的兄弟之一。

瞿昙晏,瞿昙譔的第五子。据《通志·氏族略·诸方复姓》:“瞿昙子瞿昙晏任冬官正。”可知,他也是司天台的官员。

这里,我们还应重点介绍一下瞿昙悉达所集撰的《开元占经》和他所译的《九执历》。《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著录:“《大唐开元占经》一百一十卷,瞿昙悉达集”。由于唐代律法不允许此类书籍在民间流传,所以这部书在当时就很不容易得到,后来又失传数百年,直至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才由安徽歙县人程明善在为一个佛像重塑金身时,在佛像的腹中发现。现今的传本为120卷。从卷一《天占》至卷一一○《星图》,为天象占;卷一一一《八谷占》至卷一二○《龙鱼蛇虫占》,为物异占。从目录就可以知道,这部书的内容有不少迷信的东西。但它还是有科学价值的,其最大贡献是收集和保存了大量古代星占学文献。据《四库全书简目》,《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纬书81篇,而《开元占经》中保存了十有七八。尤其可贵的是,在此书的卷一○四,全文收入了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奉旨翻译的《九执历》。今人陈久金先生对《九执历》作了校注和研究,他说:“《九执历》是研究印度天文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中国天文学也曾发生过一定影响。”他认为,“《九执历》是依据印度历法编译的,已加进中国天文学的某些内容,因此,没有希望在印度找到它的原版。唐朝政府翻译《九执历》的主要目的,是想利用印度算法,与汉历相参照预报日月蚀。据朱文鑫和王应伟的研究,《大衍历》所创‘九服蚀差’的方法,确实是受到《九执历》启发的,《大衍历·日蚀议》中就有一些与《九执历》相近的概念和文字。《九执历》推算交蚀的方法较为科学,确有可取之处,《新唐书·历志》批评它‘其术繁碎’、‘名数诡异’、‘不可以为法’,是不大公正的。”他还说,清人顾观光于1836年作《九执历解》,对《九执历》作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中曾得《时宪历》和《回回历》的启发,此三历属同一系统。近年日本著名科学家薮内清亦对《九执历》作过深入研究,补足了顾观光的不足部分。薮内清认为,《九执历》与印度的《历法甘露》关系很密切,很多数据几乎完全相同。因此,《九执历》是代表了印度《太阳历数全书》和《历法甘露》之间过渡阶段的重要著作。

《新唐书》卷二八《历四》说:“《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的算术是用筹策,而不用笔算。古印度人用笔算,随着《九执历》被编译为汉语,印度的笔算也为中国人所了解。《九执历》一开头就介绍了印度的“算字法样”,即数字写法,可惜这些数字并未在现存的本子里保存下来。书中在列出从○到九的十个数字符号以后,说:“右天竺算法,用上件九个字乘除,其字皆一举札而成。凡数至十,进入前位。每空位处,恒安一点。有间咸记,无由辄错。运算便眼,述须先及。”我们平时称之为“阿拉伯数码”的数字符号,即0、1、2、3、4、5、6、7、8、9,其实是古代印度人首先发明的,随着它们在全世界的流传,才逐渐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唐代,印度数码和笔算法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也引起了国人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和普及。

《九执历》中有“推月间量命·段法”一节,据日本学者薮内清的意见,这是见于中国古籍的三角函数表的最早记载。这就告诉我们,印度的三角函数表在唐代就已经传入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