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政治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治、富、强、王。正如《商君书》中所言：“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强必王”。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在政治上，基本上废止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在经济上，也基本上废除了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主所有制，确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取得了国富兵强的明显效果，从而成就王业。

由于变法中实行重农抑商和鼓励耕战的政策，农民积极从事生产，封建经济得到发展，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物质丰富，家给人足。因奖励军功，严禁私斗，人民“勇于公战”，愿为国家出征作战，冲锋陷阵，不敢为私利而殴斗。秦国军队数量扩大，增强了战斗力。秦国出现了“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史记·李斯列传》)的喜人景象。

什伍连坐，军功爵制等法令的推行，在秦国促进了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特别是商鞅主张“明法”，极力使每项法令家喻户晓。“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社会移风易俗，“道不拾遗，民不妄取”。乡邑大治，秦国的百姓喜形于色。

变法后的秦国“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韩非子·奸劫弑臣篇》)，在同韩、魏等国的交战中，捷报频传。诸侯十分畏惧。

公元前358年，商鞅变法的第二年，秦军在西山地区击败了韩国军队。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今陕西澄城县东)会盟。正当中原几国酣战之际，前354年，秦又乘魏、赵相互攻伐之机，攻取了魏河西的少梁。前352年，商鞅又借魏国东顾，无暇防御西边的时机，率秦军攻入了河东，占邻了魏国故都安邑。这一年，商鞅出任大良造，掌管军政大权。前350年，秦第二次变法之年，魏回师反攻秦，收复了一些失地，曾围攻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宜川)。鉴于东西方战争的变化，秦孝公与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修好。魏以功大而行令天下，自称为王。前344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东北)与韩、宋、卫、鲁等国君会盟。秦孝公也派公子少官前往参加，并曾一同朝觐周天子。商鞅变法后，秦以强国的姿态崛起于西陲，使关东诸国刮目相看，打破了诸侯国长期不与之会盟的局面。

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韩向齐求救。在马陵(今山东濮县北)齐、魏两军大战，魏太子申被俘，将军庞涓自杀，魏军惨败。次年，齐、秦、赵三国合攻魏国。魏军出兵反击秦，又遭兵败。此时，商鞅建议孝公，魏国几面受敌，力量不支，要乘机伐魏，魏必定东迁。我们便可以“据河西之固，东向以致诸侯，此帝王之业”。孝公点头称为上策。秦以虎狼之势，吞并诸侯。前340年，秦派商鞅率军攻魏。魏国遣公子卬率兵与秦军决战。公子印中商鞅的“会盟”之计，当场被生擒，魏军又告失败。魏惠王不得不将河西之地献给秦国以求媾和。惠王悔恨地说：“当初没有听从公叔痤的话！”但为时已晚。商鞅打败魏国，凯旋而归。孝公封他於、商十五邑。公元前338年，秦国继续进攻魏国的岸门(今山西河津南)，俘虏了魏国将领魏错。从此，秦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秦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