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在长期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必须选出一种商品充当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尺度，人们把这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称之为货币。远古时代，生产水平低，自食其力，毋需交换。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约在5000年前的原始公社晚期，生产与交换均有所发展，这就需要有公认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进行间接交换。初以粮食、牲畜、皮毛、农具、渔猎工具等充当交换媒介。但这些物品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有许多不便，交换中逐渐用一种海贝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因为海贝的形状大小比较稳定，色彩美观，计数、携带、储存均较方便，颇受欢迎。后又发展用珠玉、龟甲、蚌壳、金银和铜铁块作中介物，随后又出现金属铸币。

中华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货币起源的传说。例如：《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世”就有“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史记·平准书》说：高辛氏以前(约公元前24世纪)就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初学记》说黄帝时(约公元前26世纪)“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古今治平略》载：“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神农氏列鄽〔chan缠〕于国以聚货帛……黄帝氏作立货币以制国用……陶唐氏谓之泉……禹于是采历山之金铸币……汤发庄山之金铸币通有无于四方……”，还有《通志》、《通典》、《竹书纪年》、《管子》等众多古史典籍中都有使用货币的记述。正如太史公所说，这些传说年代久远，有待考证。近年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出土不少公元前21世纪的海贝，还有许多石贝、蚌贝等仿制贝。出土文物与史料相互印证，就揭示出中华货币起源的历史面貌。公元前16至11世纪的商代，商品交换发展迅速，大量使用轻巧锋利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交换突破地域限制，对货币的需要随之更为扩大。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冶炼颇负盛名，例如1946年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重1370斤，极为精美，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术。殷墟以及河南、山西各地的大量出土文物，都有力地说明殷商的工商业十分发达，需要更多地使用货币。当时贝的货币单位是“朋”，一朋十贝。当作货币的贝叫齿贝、货贝，它是用大贝、紫贝等为原料，背面磨平钻孔而成。还有许多仿制贝，已发现的有洮贝、陶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

西周初期，太公姜尚为周朝制定的货币管理办法——“九府圜法”，明文规定三种货币的规格要求：“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管子》书中提到周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说禹汤均开山取金铸币。周之泉布，即今之钱也。“自其出之有源言之曰泉，自其布散不滞言之则曰布。”“源于泉，布于布，化于货，制于刀……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为利。货者以其化而通之以为利。”(《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四五)。史籍中还载有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大钱，说了一番铸大钱的弊病，提出一整套“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由以上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货币发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