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建安时期到隋文帝统一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社会动乱，但思想却相对解放，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又相当发达。

这一时期的音乐，有三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音乐的教化作用进一步减弱，而娱乐性加强，南朝乐府民歌中斗争性的作品明显减少，而爱情题材成为主流。第二，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大量传入，对中原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佛教文化，包括佛教音乐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非常巨大。

汉末大乱，也使得乐舞艺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曹操平定荆州，基本安定北方以后，也开始制礼作乐。曹氏父子都是大文学家、大诗人，同时也都喜爱乐舞，所以乐舞艺术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自东晋偏安江南，宋、齐、梁、陈各代，都极尽奢侈腐化，追求声色犬马的享乐，其侈靡的程度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从皇室帝王到王公贵戚都追求声色，“丝竹昼夜不绝”（《宋书·杜骥传》）。

南朝如此，北朝也是如此，虽然北方是羌、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执政，而沉湎声色、喜爱歌舞之风与南朝无异，“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洛阳伽篮记》），“美人当窗舞，妖姬掩扇歌”（后魏温子升《安定侯曲》），并不比南朝逊色。

在民间，这种歌舞之风也很盛，甚至有专门供大家歌舞娱乐的“歌场”。

东晋衣冠南渡以后，旧乐散亡，于是又一次把眼光转向民间，从民间音乐中汲取养料。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民歌“吴声”与流行于荆楚（今湖北）一带的民歌“西曲”，以其清新活泼、婉转悠扬的特色，很快受到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的普遍喜爱，成为“清商乐”的主要组成部分。

和汉乐府民歌不同，吴声和西曲产生在长江中下游和汉水两岸的大城市，它们反映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它们没有汉乐府那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斗争精神，而更多地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它们很少有汉乐府那样的长篇之作，而多为五言四句的短制小曲。

流行于北方的民歌，与吴声、西曲的风格迥然不同。北方民族性格粗犷直率，北方民歌也十分豪放，从语言、曲调和演唱风格，与南方乐歌都有很大的区别。

东晋以后，虽然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文化的交流却没有废止，一方面，北方乐歌在南方传播，并且被乐府机关采用，另一方面，南方乐歌更是大量传入北方，受到北朝朝野上下的一致喜爱。这种南北乐歌的差异与交融，促进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繁荣，也为唐代诗歌的革新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除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外，南北朝时期更是西域音乐与佛教音乐大量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深巨影响的时代。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音乐也得以在中国流行。

佛教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歌咏赞叹、赞颂诸佛菩萨以及宣传教义经文，都可依一定曲调歌唱，称为“梵呗”。这种佛曲呗赞，在寺院大量搬演，以吸引听众，乃至“梵唱屠音，连檐接响”（《魏书·释老志》）。

佛教音乐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影响到隋、唐以后“变文”“宝卷”等说唱艺术的形成，而且对中国音韵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四声音韵的发展，又对后代的歌曲的词曲创作和演唱影响极大，它直接影响到唐、宋近体诗和词的形成，影响到元、明、清南北曲唱论的发展。

这一时期乐器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旧有的乐器演奏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一些演奏名家，如善弹阮咸的阮咸、善吹笛的桓伊、善吹篪的朝云、善弹琴的戴逵等；一是许多新乐器的出现。

新出现的乐器，大多是从西域传来的，最重要的，是弹弦乐器琵琶和许多打击乐器。

秦汉时的琵琶，都是直柄，音箱是圆形的。南北朝时，曲项琵琶从西域传入中国。它的特点是音箱呈梨形，柄是弯曲的，与今天的琵琶已经很相似，从唐代开始，它就成为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

新出现的吹管乐器是筚篥，它就是后代管子的前身，到了唐代，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乐器之一。

方响也是这个时期传入内地的，它大约出自北周，以十六块音高不等的铁片悬挂于木架上，原理与编钟和编磬相似，不过体积小很多，音色也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传入了许多新的打击乐器。

星，就是碰铃。

达卜，就是手鼓。新疆维吾尔族的重要打击乐器。木制圆形鼓框，单面蒙羊皮或蟒皮，有一种框上还有许多小铁环，用双手敲击发声，在敦煌北周壁画中已经出现。

据唐代典籍记载，鼓的种类非常丰富。这些鼓的形制各异，声音不同，敲击的方式也不一样，广泛使用于“七部乐”“九部乐”和“十部乐”中。这些鼓，被统称为“胡鼓”（见杜佑《通典·乐典二》），应该都是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了，主要有羯鼓、鸡娄鼓、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