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军阀混战，社会动乱，而僻处西南的巴蜀，却相对安定，王建、王衍父子和孟知祥、孟昶父子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前蜀和后蜀两个王国。

前、后蜀时期，成都市廛繁荣，歌舞游玩之风很盛。唐代繁盛的燕乐被继承发扬，新兴的通俗音乐形式——词受到青睐。

成都西门三洞桥畔，与司马相如抚琴的十二桥琴台路遥遥相望，是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寝——永陵。

走进墓室，是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的东、西、南三面腰上，有二十四幅精美的乐舞伎雕刻，正面四幅，两侧各十幅。除了两个舞蹈伎外，其余二十二幅为奏乐伎。她们分别为击羯鼓（二）、击铜钹、吹贝、吹笙、吹叶、弹箜篌、吹筚篥（二）、弹筝、吹排箫、吹篪、拍板（二）、弹琵琶、击都昙鼓、击齐鼓、击腰鼓、吹笛、击鸡娄鼓和摇鼗鼓、击答腊鼓、击毛员鼓。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宫廷乐队的建制，与《旧唐书·音乐志》所载的唐“十部乐”中的龟兹乐、高昌乐、天竺乐、疏勒乐等的建制相似，与基本保留汉族音乐形式，以钟、磬、琴、瑟为主奏乐器的清乐系统不同。“尽日绮罗人度曲，管弦声在半天中”（花蕊夫人《宫词》），“金樽满，听弦管”（毛文锡《西溪子》），就是五代时蜀地音乐繁荣的写照。

两宋时期，重文轻武，国家积弱，靖康之后，更是失去长江以北的半壁河山，偏安于江南一隅，但是文化艺术却极为发达，无论诗文书画、音乐舞蹈，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大都市极为繁华，不仅是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就是其他的大都市，如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扬州等也都繁华异常，处处舞榭歌台、笙歌嘹亮。统治阶级纵情声色犬马的享受，过着日日游宴、夜夜笙歌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工商业的日益发达，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扩大，因此整个社会对文化娱乐，尤其是对音乐歌舞、戏曲百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首先是歌唱性更强的词在宋代成为主流。

和诗歌相比，词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理论上讲，有不可歌之诗，却无不可歌之词。词的兴起，本来就是因为四、五、七言的诗歌因为形式过于整齐划一不能适应日渐多姿的音乐。因而出现的一种句式长短不一、体制或大或小的新的歌诗形式，形成不同的词牌。

词在宋代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诗之于唐。作为宋代的代表文学，几乎所有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乃至一些草莽英雄、庶民百姓都能倚声填词，词的创作对他们来讲，只有好不好的区别，没有能不能的问题。

如果说诗是可歌可不歌的，那么，词就是一定要歌的，就连被某些人批评的苏轼的豪放词，也适合“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而歌。当然，并不是每一首词都曾经被演唱，就像后代的杂剧和南戏，并不是所有的剧本都在舞台上搬演过一样。

宋代都市的繁荣，也使得市民阶层得以壮大。他们所喜爱的，是流行于勾栏瓦肆，甚至露天场所的民间歌舞说唱、戏曲杂耍一类的市民音乐。

宋代的勾栏瓦肆（又叫“瓦舍”）是大城市里娱乐场所集中的地方。瓦肆中搭有许多棚，棚内设若干勾栏，作为歌舞戏曲表演的场所。大的瓦肆，往往有几十座勾栏，这些勾栏大小不等，最大的甚至可以容纳数千人，而这样的勾栏瓦肆，一个城市就有许多处，可以想见其表演的盛况。

勾栏瓦肆中的表演相当丰富。有说史书、杂剧、相扑、说经、小说、合生、踢瓶弄碗、杖头傀儡、悬丝傀儡、教飞禽、装神鬼、舞番乐、水傀儡、影戏、卖嘌唱、唱赚、说唱诸宫调、乔相扑、谈浑话、散耍、学乡谈等。

除了勾栏瓦肆之外，酒肆、茶楼、歌馆、妓院都有不同形式的歌舞杂艺的表演。在酒肆茶楼表演的地位高一点，叫“赶趁人”。还有一种被称为“路歧人”的艺人在路边或广场表演的，叫“打野呵”，地位最低。

宋代的说唱音乐很发达，和音乐关系密切的有小唱、嘌唱、叫声、唱赚、诸宫调、陶真、鼓子词及器乐演奏等。此外涯词、商谜、讲史、小说、说经、弹唱因缘、唱《拨不断》、吟叫、连厢等，其中都有合乐歌唱的部分。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的因素，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但是它在中国出现较晚，到宋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出现。

宋代的戏曲，主要是流行于中原（包括临安一带）的杂剧和流行于南方温州一带的南戏。

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乐器，一些旧的乐器也得到进一步改善，新的吹管乐器主要有：拱宸管、官笛、羌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竖箫、倍四、银字中管、中管倍五等。新的弦乐器主要有：锹琴、葫芦琴、渤海琴、双韵等。

唐代出现的奚琴和轧筝都是用竹片做弓，音色想来不会太优美。北宋时期，用马尾做弓的拉弦乐器——马尾胡琴终于出现了，它是随着少数民族俘虏一起传入中原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弦乐器逐渐发展出一个以马尾做弓的庞大的拉弦乐器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