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本来是我国东北一带的游牧民族，在公元12世纪左右逐渐强大起来。当他们的天才领袖铁木真出现的时候，蒙古族已经注定要从一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纵横欧、亚的强大民族。

1206年，也就是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意思是大多数人的强有力的皇帝），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但是对宋、金、西夏、吐蕃乃至俄罗斯、波兰、德国等东欧国家和伊朗等小亚细亚地区国家、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说，却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蒙古和宋一样，本来也是受金人的欺负的，当它强大起来以后，又正赶上金朝走向衰弱，所以在灭了西夏以后，就约宋一起对付金。这时，铁木真已经去世，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元太宗）继位。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亡。蒙古人并没有履行与南宋签订的条约，而是挥师南下，把南宋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1251年，铁木真的孙儿蒙哥（元宪宗）继位，开始大举攻宋。南宋朝廷，奸相贾似道专权，谎称胜利，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而各地的军民，却与蒙古大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蒙哥本人也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城下。

1260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元世祖）继位。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正式建国，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号“大元”，建都大都（今北京），然后大举南下，分兵三路进逼南宋都城临安。终于在1279年（至元十六年）灭宋。与此同时，蒙古大军又西征欧洲，占领了东欧大片土地，再东征朝鲜，南下吐蕃（今西藏），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势力最大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这个大一统的帝国，结束了南宋以来几个政权同时存在而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给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复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朝时期，联系欧、亚的道路通畅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等都陆续传入中国，而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也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蒙古是游牧民族，在征服各国的时候，采取的是残酷的杀戮政策，稍加反抗，即遭屠城。史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皆被席卷而去。庐舍尽焚，城廓丘墟。即胡祗遹《民间疾苦状》所说的“财货子女则入于军营，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见《紫山先生大全集》）。

元朝统治者把各族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汉人（包括北中国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南人（南中国的汉人）。蒙古人最贵，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已经很贱，而南人因抵抗最烈，被视为最下等之人。汉人和南人很少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更不可能参预军机。汉人和南人不许藏兵器，不许田猎，不许习武，不许养马，不许聚众祠祷、祈神、赛社，不许集市买卖，夜间戒严，不许点灯。蒙古人、色目人杀死汉人、南人，仅判出征。汉人、南人杀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是死罪。这种民族歧视政策是终元之世都没有改变的。

元朝统治初期，对经济的破坏也是很大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不重视农业生产，让大量的土地荒芜。立国之初，蒙古贵族别达等就曾建议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好成吉思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大量存在的。元人赵天麟在上书元世祖的时候就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两宋以来已经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遭到极大破坏。

但是，元代统治者也很快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就多次颁发禁令，严禁军队和豪强圈地扰民，破坏农业生产，同时将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民，兴修水利，蠲免赋税，使农业生产一度得到恢复，社会也逐步安定。

元蒙统治者也试图以中原文化来补充其统治，如兴办学校，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确立程朱理学的地位等等，但都仅仅流于形式，而且儒学的影响力呈日益下降之势。一方面元代诸帝的汉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虽然忽必烈比较重视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后来的仁宗、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化水平都较之前诸帝为高，但是，毕竟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比。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极低，待遇极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发展。

元代对宗教的崇奉是远在儒学之上的。中原地区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师教，还有藏传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观寺庙极多，僧、道人士在元代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新元史·释老传》记载，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传播。其实元代统治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哲学和宗教信仰来帮助其统治的。元仁宗就曾经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元史·仁宗纪》）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南宋后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责难，元代思想远较前代解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一些。元人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中就指出，宣扬礼教“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乱。

儒学的地位不太高，表现在元代的读书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自隋、唐以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元代立国以后，五十余年不开科举，后来也是时断时续，几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赖以进取的诗词文章，现在变得一钱不值。读书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见于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虽然是滑稽之语，但未必没有根据。南宋另一个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也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只不过把“匠”换成了“猎”，把“娼”换成了“民”。“儒”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有提高的。现在有的人认为没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又没有证据，倒还不如相信两位南宋遗民的话。

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南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盘剥。元代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侈腐化的，他们对农业生产不重视，而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因此，从元朝建国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就没有中断过。元代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