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的“词”，在唐人眼中的地位不高，因为它起自民间，难免有些简陋鄙俚，可能音乐也有一点像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所形容的那样“呕哑嘲哳难为听”，但是它清新活泼，有一股来自民间的乡野之风，这是正统的文学艺术中所最缺乏的东西。于是，一些有创新精神的诗人也开始尝试用这种形式写一点东西，比如李白写过《菩萨蛮》《忆秦娥》，白居易写过《忆江南》《长相思》，张志和写过《渔歌子》，温庭筠写过《菩萨蛮》《更漏子》等，而且写得非常好。可惜更多的人，还是囿于正统与非正统的畛域，对这种起自民间的“词”不屑一顾。

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但偏安一隅的西蜀和南唐却没有受战争的影响，照样市廛繁荣、歌舞升平。词这种比诗通俗，比诗多样，曲调也比诗动听的新的体裁，立刻受到前、后蜀和南唐君臣的喜爱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在西蜀，形成了一个以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派”；在南唐，出现了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等一大批词坛高手。

宋代虽然一开始就比较软弱，但毕竟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在医治战争创伤、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他们把唐人未曾完成的古文运动完成了，并在“唐宋八大家”中争得了六个席位；他们把绘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书法，迈过唐人，远追魏、晋，取得很大成就。唯独在诗歌领域，宋人遭遇到十分尴尬的局面。

诗歌在唐人的手里，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出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李白、杜甫两座高峰，诗歌的体裁形式也被唐人做完，诗歌的境界也被唐人搜尽。有人说，诗到李贺，连鬼境都做完了，这让宋人感觉难以措手足。但是，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最为崇高的，于是，宋人开始艰难地寻求自己的诗歌之路。

他们找到了两条道路，并且都取得了成功。

首先，在唐诗重情感重意境的基础上，宋人探索出一条“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的道路。唐诗重情，宋诗则重理，虽然犹下唐人一等，但是也足以雄视百代了。

其次，他们寻找到一个唐人几乎未曾涉猎的领域，那就是“词”。

有宋一代，诗歌和散文是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北宋前期，诗歌以“西昆体”为宗，统治了宋初近百年的诗坛。文坛最大的事情，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但把韩、柳未能完成的古文运动搞成功了，而且也基本确立了宋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的风格。而词尚处在发展完善期，地位也不是很高。

宋人一直坚持“诗庄词媚”，词是“艳科”的原则。诗是要传于后世的，人们用它抒写怀抱、畅叙理想、针砭时弊、寄托哀思。虽然诗歌中也有吟风弄月、男欢女爱、浅斟低唱的作品，但是毕竟数量太少，而且历来就不被当作诗歌的正格。晚唐时温庭筠大量制作“艳曲”，就被士林所不齿。正统的文人，并不看重这些“艳曲”而往往将其摒弃在诗集之外。五代时和凝，官至宰相，“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其他人虽然未必会“托人焚毁”，但是随写随散的情况却是很多的。在宋代，词本是纯然被作为一种消遣性的东西的，抒怀抱、发议论，尽可托之诗文，而优游狭邪、纵情声妓，则寄之于词。像北宋初执文坛牛耳的欧阳修，诗与文皆堂堂正气，为一时之彦，但他的词，却多是轻柔旖旎之作。

但是，宋人实在是无法抗拒词的魅力诱惑。

和相对比较规整而已经显得僵化，而且歌法已经大部分失传的唐诗相比，这种刚从民间步入神圣文学艺术殿堂的词，无论是曲还是辞，都要优美轻松得多，尤其是在休闲娱乐中，更是让人身心愉悦。宋代虽说是理学盛行的时代，但文人们却要比唐人潇洒旷放得多。

宋代文人的待遇十分优厚，立国之初，宋太祖就立法不杀读书人。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宋人不像唐人那样希望以军功博取功名富贵，他们不会像唐人那样去高唱“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唐杨炯《从军行》）。和唐代相比，宋代社会没有唐代那么阳刚，而是要阴柔得多，这也因此影响到宋人审美趣味的改变。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从古人的“不择男女”，到宋人的“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是审美趣味的改变。这种审美趣味的改变，不仅表现在“独重女音”，也表现在需要适合“女音”演唱的歌曲。而词，正是适合这样需要的东西。

宋词多是由歌儿舞女执檀板，在丝竹管弦的伴奏下，在游赏饮宴中演唱的，它的“重女声”，贵婉约，都与此有关。宋刘克庄在《题刘澜乐府》中说：“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这些歌儿舞女为了生活，不得不不断地求取、学习“新声”。北宋第一位全力作词、作品流传极广、被称为“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的柳永，有一首《玉蝴蝶》，描写平康小巷的妓女向他索取新词的情况：

误入平康小巷，画檐深处，珠箔微褰。罗绮丛中，偶认旧时婵娟。翠眉开，娇横远岫，绿鬓亸，浓染春烟。忆情牵。粉墙曾恁，窥宋三年。

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苦留连。凤衾鸳枕，忍负良天。

正是这种佳人当筵“索新词”“按新声”的风气，使词人们的作品必然出现“尚婉媚”的倾向，许多人也因此以婉约为词的正格。

经过五代文人的努力，北宋初年，词已经逐渐成熟，也逐渐被大家所接受。宋初，词的创作开始繁荣起来，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是柳永。

柳永仕途不得意，一生游戏风尘，混迹青楼，他是宋代第一个全力作词的人。他的词，虽然也如花间派词人和南唐君臣一样，多是倚红偎翠、香风绣带之作，但是却保持了民间文学的本色行当。他的最大贡献，是成功地发展了慢词，这是宋词在艺术形式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宋初继续走花间派词人和南唐君臣道路的，是以晏殊为代表的显宦词人。

宋初天下基本安宁，没有大的战争，经济在不断地复苏，朝廷内部也没有大的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官是很轻松惬意的，比如“西昆派”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和婉约词人晏殊等。但负面的影响，却是富贵荣华中无所事事的空虚和落寞。晏殊做了几十年的太平宰相，每天也就是在歌舞饮宴、接待宾客中打发日子。填词的技巧越发纯熟了，而内容却十分空虚。

北宋中、后期，是宋代最具活力，各方面的成就最高的时期。政治上，有王安石变法；文化上，有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史学上，司马光编纂了《资治通鉴》；书法上，出现了苏、黄、米、蔡“宋四家”，而词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终于成为能代表宋代文化的“一代之文学”。

首先是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词作。他们的理想抱负与宋初词人已经大不相同，生活经历也丰富得多。尤其是范仲淹，不仅在政治上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在边塞生活多年，他的词作，不可能再是桃红柳绿的绮丽之作，他的代表作《渔家傲》《苏幕遮》，所表现的是大漠的苍凉和士卒的悲辛，已经完全脱出了“艳科”的范畴。

苏轼的出现，把整个宋代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使宋词摆脱了“艳科”的藩篱。

苏轼的词作抒情写景、咏物纪游、怀古感旧，乃至嘻笑怒骂，无所不有。他把词从“娱宾遣兴”的狭窄途径中解放出来，使之发展成为与诗歌一样的独立的抒情咏物的艺术形式。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他“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确实，苏轼把词引上了健康的道路，引向了广阔的社会人生。

苏轼的词开了宋代词坛的豪放一派。南宋时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正因为苏轼的倡导和实践，才使得宋词能够成为与唐诗分庭抗礼的艺术形式，成为宋代的代表文学。

婉约派词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不像有的文学史所说的，北宋后期的词作背离了苏轼开创的道路，又回到婉约的老路上去了。即使在北宋中期，婉约派词仍然是词坛的主流。此后以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为代表的词人，使婉约派词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是宋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周邦彦、姜夔、李清照等对声律语言的研究与实践，使宋词在声腔和语言上走向高度的完善，而“靖康之耻”带来的亡国之痛，使词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北宋遗民，因国破家亡造成的悲痛，一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主战派人士，将杀敌报国的豪情和壮志未酬的愤懑一抒于词，扩大了词的境界。

南宋前期，以辛弃疾、陈亮、陆游、刘过等词人为代表的爱国词作，以雄浑之气和成熟的艺术技巧，将宋词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的爱国热情渐渐减退，又沉醉于无休止的西湖歌舞之中了，继承周邦彦、姜夔词风的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将词进一步雅化，内容也日渐空泛，渐渐将宋词引入象牙塔中，也就渐渐失去了生意。

南宋末年，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碎了人们的偏安享乐之梦，在国家紧急存亡的关头，以文天祥为首的一批爱国志士，给宋词带来了一股新的激情与活力，可惜也仅止是回光返照，宋词的辉煌也随着宋朝的灭亡而归于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