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体裁形式，主要有令、引、近、慢四种。据张炎《词源》所说，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体制的大小。短者为“令”，又称“小令”，“引”“近”“慢”则逐渐加长。但另一种更为简明的分法，是小令、中调和长调，完全是按照字数的多少来分的。这种分法为近代大多数学者和文学史所采用。

一般来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八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

词牌的数量非常大，宋人常用的有一百余个。而清代乾隆年间编写的《钦定词谱》（《四库全书》作《御定词谱》），就收词调八百二十个。加上变体，一共二千三百零六体之多。

不仅如此，为了丰富词的体裁，又有摊破、添字、添声、减字、偷声、促拍、摘遍、犯调等手法。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新的调名，而要在旧有的调名上加上“摊破”“添声”等字样呢？这还是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另创新调，曲调完全凭空创作。而摊破、添字、添声、减字、偷声而成新调，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原调字数上的增减，而且是音乐发生了变化，或是乐句的增加，或是乐句的减少，因而对歌词有相应的增减要求。曲调仍用旧调主题乃至旋律，而采用诸如模进、加花重复、循环、分裂、综合等作曲手法加以变化，二者之间在音乐上是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的。这样，新成的词调既与旧调不完全相同，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相当于音乐作品中同一个主题的多种变奏，和重新创作是完全不同的。

摊破和添声、添字，是在原词牌基础上增加字句，如《摊破江城子》《摊破浣溪沙》《摊破诉衷情》《添字采桑子》《添字渔家傲》《添声杨柳枝》等。

比如《浣溪沙》，原调为上、下两片，六句，共四十二字。《摊破浣溪沙》则是在上、下片后面各增加一个三字句。例：

浣溪沙

苏轼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摊破浣溪沙

李璟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再如《杨柳枝》，原为七言四句。《添声杨柳枝》则在每句下加一个三字句。例：

杨柳枝

刘禹锡

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添声杨柳枝

陆游

竹里房栊一径深。静愔愔，乱红飞尽绿成阴，有鸣禽。临罢兰亭无一事，自修琴。铜炉袅袅海南沉，洗尘襟。

添字的情况略有不同，它不是增加一个整句，而是在原调某句中增加字数。增加的结果，也可能句数不变，如《添字画堂春》是在《画堂春》的上、下片尾句四字句中各增加一字，变成五字句，但全调句数仍为八句。而《添字采桑子》，则是在上、下片尾句七字句中各加两字，变成上四下五两句。全调由原来的八句变为十句。例：

采桑子

欧阳修

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添字采桑子

李清照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减字、偷声是在原词牌基础上减少字句。如《减字木兰花》《减字浣溪沙》《偷声木兰花》等。

《减字木兰花》，是将《木兰花》原调上、下片第一句和第三句七字句各减去三字，成四字句。《偷声木兰花》是将上、下片第三句七字句各减去三个字，成四字句。例：

木兰花

欧阳炯

儿家夫婿心容易，身又不来书不寄。闲庭得立鸟关关，争忍抛奴深院里。閟向绿纱窗下睡，睡又不成愁已至。今年却忆去年春，同在木兰花下醉。

减字木兰花

李清照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偷声木兰花

张先

画楼残映横塘路，流水滔滔春共去。目送残晖，燕子双高蝶对飞。

风花将尽持杯送，往事只成清夜梦。莫更登楼，坐想行思已是愁。

促拍是指加快原曲的节奏，所谓“促节繁声”，又称“急曲子”，如《促拍采桑子》《促迫满路花》《促拍丑奴儿》等。节奏的变化，必然导致旋律的变化，乃至乐句的增减，其曲调仍然是旧调主题乃至旋律的变奏，二者之间在音乐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比如：

丑奴儿

辛弃疾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促拍丑奴儿

柳永

香靥融春雪，翠鬓軃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凤帏夜短，偏爱日高眠。起来贪颠耍，只恁残却黛眉，不整花钿。有时携手闲坐，偎倚绿窗前。温柔情态尽人怜。画堂春过，悄悄落花天。最是娇疑处，尤殢檀郎，未教拆了秋千。

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几乎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可惜的是词的曲谱早已失传，不然，也许我们可以找出它们之间在音乐上的关系。

摘遍是在大曲中摘取数叠。宋沈括《梦溪笔谈》：“凡曲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如《泛清波摘遍》《薄媚摘遍》等，而《水调歌头》《六州歌头》等也应该归入这一类。

这些手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犯调”。

什么是犯调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词牌都属于一个固定的宫调，如《菩萨蛮》《踏莎行》《浣溪沙》属中吕宫；《西江月》《感皇恩》属道调宫；《清平乐》《醉桃源》属大石调；《采桑子》《定风波》属双调等。这里面包含了调高和调式两个因素。比如《菩萨蛮》等属中吕宫，按张炎《词源》所列八十四调，当为夹钟宫，也就是说，它属于以宫音为主音的宫调式，而调高则是宫音等于夹钟。而《清平乐》等属大石调，按张炎《词源》所列八十四调，当为黄钟商调，也就是说，它属于以商音为主音的商调式，而调高则是商音等于黄钟。

如果在一个曲子中不改变调式，只改变音高，比如由某一宫调试转入另一宫调式，由某一羽调式转入另一羽调式，叫做“转调”。

如果改变调式，比如由宫调式转入商调式，由羽调式转入角调式等，就是“转调式”。

这两种情况，古代都称作“犯调”，或者叫做“犯宫”。这样做，使乐曲更富有变化，更具有艺术表现力，但是却增加了演唱或演奏的难度。

姜夔在《凄凉犯·自序》中解释犯调说：

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案：即宫调式乐曲转入商调式，余类推），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唐人乐书云：“犯有正、旁、偏、侧。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此说非也。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

姜夔这里所说的“犯”，是指转换调式而言，即宫调式转为商调式，或转为角调式等。但是它并非无原则地乱犯，而是有一定条件，即新转入之调必须与本调“住字”相同。所谓“住字”，就是“结音”“基音”，即今天所说的“主音”。当两调主音音高相同，才可以相犯。

唐人乐书所说的“宫犯宫为正”才是指转调，即调式相同，如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等，同为宫调式而音高不同的两调之间的相互转换，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转调”，如C大调转G大调等，这在现代音乐中使用极多，而姜夔以为“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在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

宋词犯调的一般方法，是在不同的几个词牌中各选出几句连缀成一个新词牌。如《四犯翦梅花》（又名《三犯锦园春》），就是由《解连环》第七、八句，《醉蓬莱》第四、五句，《雪狮子》第六、七句，《醉蓬莱》第九、十句连缀而成的。又如《江月晃重山》，上下片上三句《西江月》，下二句《小重山》。此外，还有《三犯渡江云》《小镇西犯》《六丑》《四犯令》《尾犯》《玲珑四犯》《倒犯》《花犯》《八犯玉交枝》等。要注意的是，在各词牌中所选出的句子，是既包括了句式，如字数、平仄、韵律等，也包括了曲调的。因此，并不是随意选裁拼接都行的，拼接以后所形成的新调，旋律一定要流畅优美，便于歌唱。也就是说，在选取某一词牌的某几句时，必须考虑到它与所选的其他词句在音乐上是否能够衔接。

犯调的手法，在唐代就已经很流行了。宋陈旸《乐书》卷一百六十四“犯调”条说：“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以为不顺也。唐自天后末年《剑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到宋代，则更为流行。《词源》说：

迄于崇宁（1102—1106）立大晟乐府，命美成（周邦彦）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犯调”的表现手法，使乐曲不致过分单调而富有变化，但是却使演唱变得困难，需要演唱者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唐代，能够演唱“犯声歌”，被视为一种了不起的本事。《莲子居词话》说：“《六丑》词，周邦彦所作。上问‘六丑’之义，则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极难歌。’”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唐、宋艺人演唱技艺的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