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词人 苏轼

宋仁宗有一次回到后宫,十分高兴,曹皇后问他有什么喜事,他说:“我今天策试举人,得到两个人才,但是,我已经老了,舍不得用,准备留给后人。”他说的两个人才,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

四川眉山苏氏父子是令人惊叹的。“唐宋八大家”,他们父子就占了三个席位!这样的家庭,大概从古至今都不多见。尤其是苏轼,天纵英才,不仅是大宋第一才子,如果就成就之全面讲,大概数千年历史中都不作第二人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集散文家、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等于一身,而且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引领一代风骚的人物,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苏轼青少年时期力学不倦。他的父亲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他影响当然很大。他的母亲学识如何不清楚,但他们兄弟小的时候,母亲为他们讲《汉书》,文化素养应该很高。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加上自己又聪明好学,善于读书,终成饱学之士。

当苏洵带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赶考的时候,其学识才气一下子震惊了京师。他们兄弟去参加科举考试,宰相韩琦对人说:“二苏在此,这些人居然还敢与他们同场较艺,胆子真不小啊。”据说许多人真的因此退出了考试(见《师友谈记》)。乃至后来参加科举都把苏轼的文章作为样本,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要不是因为欧阳修主考时看到他的文章太美,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卷子,怕别人说闲话,故意把此卷取为第二,那么那一科的状元就非苏轼莫属(杨万里《诚斋诗话》)。

苏轼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他虽然被宋仁宗所赏识,但仁宗不久就去世了。接下来的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且体弱多病,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这时,苏轼才三十二岁,任职史馆,授大理评事。也就在这一年,父亲苏洵去世了。他和苏辙扶柩回乡,守孝三年。当他们再次回京复职的时候,已经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了。

宋神宗是个锐意改革的皇帝,他一即位,立即起用王安石,开始逐步实施变法。王安石变法,打破了祖宗陈法,又侵犯了一些官吏和富商大贾的利益,所以立刻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他的好友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持反对态度。苏轼也卷入了这一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他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于是被赶出京城,去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太守。不幸被人诬陷,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说他诗中有谤讪新政的句子,苏轼在御史台(即“乌台”)受审被拘押一百多天,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宋神宗死后,哲宗赵煦即位,才十岁,由高太后亲政。高太后是反对新法的,她马上任用司马光,尽废新法。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去了。苏轼作为旧党人物,当然也被征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在任地方官时,对新法有清醒的了解,认为新法中有一些还是可行的,因此不主张“尽废新法”,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甚至认为他和苏辙“俨然又是一个王安石”。于是,他再次请求外放,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杭州太守。这算是他一生中比较惬意的一段时光,但不久又奉调回朝,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未赴)、礼部尚书。

这时,宋哲宗长大了,他一亲政,就尽黜旧党。于是苏轼又遭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在宋代,流放儋州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重罪。

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向太后执政,苏轼才被赦内调,复为奉礼郎。不幸在北归的途中病逝于常州(今属江苏)。

苏轼的人生悲剧,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性格所致。作为一个官吏,他不如弟弟苏辙,因为他纯然是一个文人,是一个艺术家。他聪明到令人嫉妒,但天真得令人同情。他幽默旷达,但仍躲不掉小人的陷害。他的博学多才,连极为自负的王安石都感叹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见《西清诗话》)他天真,有时纯如婴儿,在他眼中,世上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悦生随抄》记载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他屡遭贬谪,乃至锒铛入狱,但仍旷达谐谑。贬在黄州的时候,等于是软禁,不仅不能签署公文,而且不准离开州治。有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东坡饮酒,归家太晚,童仆都睡了,叫都叫不醒,他就写了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此词已传遍州中,传说他“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被贬到岭南,还写过《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苏轼对宋代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化将会黯然失色;如果没有苏轼,宋词是否可以成为宋代的代表性文学而与唐诗、元曲分庭抗礼都成了问题。

经过五代和宋初词人的努力,到北宋中叶,词无论是结构形式还是写作技巧,都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已经完全从平康小巷、青楼妓院走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歌妓当筵索词演唱,文士即席命笔炫才,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就连方正刻板如司马光,都临席写过一首《西江月》,一开头就说:“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虽然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已经创为别调,有了一些脱出风月绮罗的词作,但是毕竟影响不大,不足以改变天下词风。

宋王灼《碧鸡漫志》“各家词短长”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又“指出向上一路”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确实,词在苏轼眼中,与诗与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可以言之于文,发之于诗的,也都可以入之于词中,使得词的境界一下子变得无比宽阔,题材变得无比丰富,风格变得无比多样。

苏轼的词,如果仅以数量论,婉约风格的词是占了绝大部分的。他的婉约词,不但多,而且好。比如他的《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上片伤春,下片伤情。清人王士祯《花草蒙拾》云:“‘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但能作‘大江东去’耶?”

再如《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还有前妻王茀去世十年后所写的那首堪比元稹《遗悲怀》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样的词,在苏轼现存的二百六十多首词中,占了十分之九。但他对宋词的贡献,却在数量并不多的豪放词上。

胡寅《题酒边词》说:“(柳永)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轼,一洗香罗绮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最为人称道的豪放词,是下面两首: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样的词,在宋代出现,确实是有点振聋发聩、恫心骇耳的。王安石曾经说:“礼岂为我辈设哉!”在苏轼眼中,大概也有“法岂为我辈设哉”的气概。

王国维曾经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苏轼性格中,旷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以忠爱之心和天纵之才,却屡遭迫害,但是却能处之泰然,正是因为其旷达。这种旷达,在他的词作中也表现出来。比如他下面的两首词,就最能够表现他的旷达性格: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喝醉了酒,走过溪桥,就枕着马鞍在桥上睡到天亮,起来一看,“乱山攒拥,流水铿然”,鸟语花香,于是在桥柱上题词。山行遇雨,仆人拿着雨具先走了,于是一行人都成了落汤鸡。“同行皆狼狈”,只有他泰然处之,“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对雨的态度,也是对待人生的态度,也就是“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