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宋祁是北宋名士，其最大功绩，在助欧阳修修《新唐书》，《新唐书》中的“列传”一百五十余卷，基本上出自他的手笔。据说他晚年知成都，每宴罢，洗漱之后，打开寝门，垂下帘幕，点两支大蜡烛，丫环使女一旁服侍，然后和墨伸纸，远近之人看见，都知道尚书在修《唐书》了，望之就像神仙一样。

他也填词，在当时也很有词名。李端叔说：“宋景文（祁）、欧阳永叔以余力游戏为词，超出意表。”（《词林纪事》引）他的词，现在仅存七首。但是，因为这一首《玉楼春》，他也跻身宋词名家的行列。

上片为我们勾画的，是一幅生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湖上早春景色。前三句非常平淡，淡到好像在古人的词中随处可见，一样的“渐觉风光好”，一样的“波迎客棹”，一样的绿杨如烟，轻轻晓寒。读到此处，虽不至于兴味索然，至少毫无新鲜之感吧。但第四句却突然让人精神一振。一个“闹”字，出人意表，看似无理，却把春写活了。

“闹春”，我们并不陌生。春天到了，到处是盎然生机，到处是喜气洋洋，许多地方，尤其是乡村，都会有一些歌舞社戏一类的活动，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就是“闹春”了，希望把春天闹得红红火火，也把一年的日子闹得红红火火。不仅大人闹，小孩也闹，在一些年画中，甚至有“老鼠闹春”，对此，人们都不觉得奇怪。但是，宋祁这里描写“闹春”的，是红杏！

人们的美感，首先来自于眼、耳、鼻、舌、身所得到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是，我们常常会将这几种感官的感觉交互起来，形成一种看似无理却更为动人的美感，比如我们讲音乐的色彩，讲绘画的节奏。我们常常会说“她笑得真甜”，“歌声像一阵轻风拂过”。这就是“通感”。最著名的例子，是朱自清《荷塘月色》中那句“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和“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仿佛梵婀玲（小提琴）上奏着的名曲”。

最早提出“通感”的是钱钟书，他在《通感》一文的开头，举的就是宋祁的这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不过是批评李渔不懂“通感”，乱发议论：

宋祁《玉楼春》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己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同时人方中通《续陪》卷四《与张维四》那封信全是驳斥李渔的，虽然没有提名道姓；引了“红杏‘闹春’实之未见”等话。

但是他认为方中通也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他在文章中说：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功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

这就是“通感”，也有人称之为“移觉”。这不仅仅是文学修辞的巧妙，更是审美能力的高明。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桃、杏、柳、榆，从来都是装点春天的饰物，是人们欣赏春光的对象，也就是审美的客体，它们就是春的一部分。但是读到这一句词，你会突然觉得，这些花草林木一下子变成了审美的主体，它们和我们一起，在感受春风的料峭、春光的明媚，你不觉得有它们的参与，春的气息更浓、景色更美，而且也想加入其中去“闹春”吗？宋祁也因为这一首词，被人戏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

下片是伤春。前两句表现的是作者感叹人生短暂，所以要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因为浮生若梦，欢娱太少，所以“肯掷千金轻一笑”。“肯”，是“难道不肯”的省略。“爱”是吝啬，舍不得。既然人生苦短，欢娱太少，难道还舍不得轻掷千金去享乐吗？“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有人解作希望夕阳晚照，不要那样匆匆归去。理解是不准确的。“劝”，在古汉语中是“勉励”的意思，“劝酒”，就是让你喝酒。所以“劝斜阳”，和李白《月下独酌》中“举杯邀明月”是一个意思。因此，“且向花间留晚照”，倒是一种洒脱旷达的表现，使全词不至越写越弱，虽然，其中仍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