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他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魏晋以来社会长期动乱的局面。到了唐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图书事业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造纸术的提高，书籍装帧艺术的改进，使我国写本书进入全盛时期。

隋、唐政府都非常注意对图书的搜集和整理。隋初，隋文帝接受秘书监牛弘(545～610)的建议，下诏征集图书，并规定凡是献书一卷，可以领到一匹绢的赏赐，而且书籍经朝廷抄写校定后，原书还给原主。于是民间不断有人献书，使隋的藏书不断充实起来。公元589年隋灭陈以后，将陈的藏书归为己有，但因其纸墨不精，书写拙劣，故存为古本，同时召集全国善于书法的人到秘书省内补续残缺，分为正本和副本，藏于宫中，其余分藏充实到秘书省的内外三阁。此时，隋政府官藏已达三万余卷。

公元605年，隋炀帝继位，增加了秘书省的官员，大力进行抄缮、补充工作，规定“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等贮藏。隋炀帝积极推动藏书建设工作，把我国的卷轴书推到了高峰。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东屋藏甲、乙部，西屋藏丙、丁部。佛经、道经刚藏于内道场并单独编目。

除东都以外，西京长安藏书更多，当时“嘉则殿”藏书达三十七万卷。这是历史上官府藏书的最高记录。

隋炀帝对西京藏书的整理非常重视，曾令秘书监柳顾言等对嘉则殿藏书进行整理。柳顾言去除了重复、芜杂的，校定后进奏皇帝，得到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收藏于东都洛阳的观文殿。他还编成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隋代藏书盛极一时，但随着战火纷起，隋朝灭亡，其锐意积贮的图书也大量亡散了。

唐代统治者从立国之初便十分重视对图书的收集。唐贞观二年(628)秘书监魏徵奏请唐太宗李世民诏集学者，校定四部书。由魏徵主持，配备有关校雠人员二十人，缮写一百人。以后又由虞世南、颜师古接任，最后由秘书少监崔行功负责。前后历经太宗、高宗二朝四十七年，其校书规模相当宏大。

同时，唐代又由魏徵主持了《隋书》的编写。书中的《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堪并称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典范作品。《隋书·经籍志》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用唐初政府收藏的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图书进行校对，删去重复，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七类，著录图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卷。如果包括所附的道经、佛经及全部的存、亡图书，则有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隋书·经籍志》在体例上各部类之末都仿《艺文志》写序录，简要地说明诸家源流及其演变。它有总序、大序、小序。总序是目录学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它的主要内容都根据《七录》叙录和隋牛弘的《五厄记》。在书名之下又都有注释，指明作者或标出书籍的亡佚情况。它还继承和发展了荀勖、李充的四分法，并给甲、乙、丙、丁四部正式命名为经、史、子、集。还参考了《七志》、《七录》的类目，区分了小类。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史志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起着创始指导作用，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和查考中古时代书籍的重要文献。

唐玄宗开元年间也进行了多次搜集和整校经籍的工作。开元五年(717)玄宗命褚无量整理洛阳乾元殿的书，完成后，将书运往京师丽正殿。又命马怀素在秘书省编撰目录来续王俭的《七志》。经过三年的努力，于开元九年(721)编成了《群书四部录》。本目录共二百卷，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有总序、类序和解题，是我国有名的官修目录之一。随后毋煚在改正了其中一些错误后，又增加了图书六千多卷，编成了《古今书录》。这部目录分经、史、子、集四录，四十五家，著录图书三千六百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收书止于唐开元年间。它的自序是一篇很重要的古典目录学文献。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唐代官藏图书的转折点。公元755～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都长安以及洛阳几次遭到破坏，使唐代藏书遭到了空前的损失，乃至“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尺简不藏”。虽然，后来唐王朝的继承者力求恢复，肃宗、代宗两朝仍“崇儒术，屡诏募购”，甚至“以千金购书一卷”，但收效不大。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藏书才略有恢复。

五代十国时期对图书比较重视的是后唐、后周、南唐。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曾购募民书，规定献书三百卷的授予官衔。后周世宗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国力日渐充实，有余力征集图书，曾派出儒生三十人从事藏书校理与保管。南唐建都于金陵(南京)，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对图书的收集更为重视。南唐早在创建时就收集图书万卷藏于集贤院，后经李后主(李煜)的大力搜集，藏书达六万余卷。

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五代之后雕版印书盛行起来了，中国图书史进入印本时代。从此，大规模的校书工作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