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名叫庄周，宋国蒙地人(今河南商丘人)，生活于战国中期，约当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曾作过地方上的小吏，地位大约够不上今天一个乡长。一辈子穷愁潦倒，常常没有米下锅。有一次，他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等我收完租，借给你好多好多。庄子说，路上车辙沟里有条鱼，要我给它一瓢水。我说你等着吧，我要请示龙王，给你挖条河。那鱼说，等你的河挖成，我就进了干鱼店了！

庄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庄子生于老子之后二百来年，天下更乱了。老子那时刚刚开始的争斗，到庄子的时代，不仅更加激烈，而且更加残酷。老子那时还存在的一百多个诸侯国，这时只剩下了十几个，其中强大的只有七个。他们不断地打来打去。一些大的战役，常常要死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有的统治者把人民视作枯草败叶，他们像割草一样一批批残害着人民的生命。死尸成堆成山，披枷戴锁的人成行成串，受到刑具摧残杀戮的人，到处可见。人民动不动就犯罪，犯了罪不是被割掉鼻子就是被砍掉脚。庄子形容说，世界就像一个大靶场，能活下来的是侥幸。人民过的日子，就像倒悬在梁上一样难挨。没有真理，没有是非。偷一把镰刀的人会被处以死刑，但篡夺了政权，偷得了一个国家的家伙却称侯称王。造反的人更多，规模也更大。有的造反队伍横行天下，威震四方，诸侯们也拿他们没办法。

学者之间的争论也更加激烈。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唇焦舌燥。庄子说，这些争论，像大风一起，万窍发声；又像要出壳的小鸟的鸣叫，不是没有意义，就是无济于事。更有甚者，学者们的智慧，不过是作了窃国大盗的工具；他们的治国才能，反用来为窃国大盗准备礼物。庄子比喻说，有人怕小偷，就把箱子锁好，甚至再用绳捆紧。但大偷却连箱子一起搬走，还唯恐你锁得不严，捆得不紧。比如齐国的国君，原是姜子牙的后代，他们遵照圣人的法令制度，把齐国治理得很好。忽然有一天，田成子杀了齐国的君主。他偷去的不仅是齐国，还有圣人的法令制度。圣人的智慧不过是为他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他的子孙世代统治着齐国，谁又能奈何他们呢！所以庄子说：你制造了斗、秤和尺子，为的是维持公道，他却连制造斗、秤、尺子的权利一起偷了去；你提倡仁义，为的是消除仇恨，他却连仁义一起偷了去。谁有权有势，就有人吹捧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仁义。“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胠箧》)因此，圣人们的智慧、贤人们的才能，实在是天下祸乱的根源。庄子认为，这些智慧和才能是不该表现出来让百姓们知道的。

庄子说，圣人治国，就像人们驯马。马，它的毛是为了抵御风寒，蹄子是为了走路。高兴了，它们就把脖子互相摩来蹭去；发怒了，就转身用后腿相踢。后来，人给它们戴上笼头，逼着它驮人、拉车，这就伤害了马的本性。人在上古的时候，和禽兽杂居，一边吃一边玩，吃饱了就拍着肚皮到处游荡，哪里知道有什么君子小人！后来，圣人们提倡仁义礼制，于是有了是非好坏、君子小人。大家都要出人头地，于是就发展智慧，互相争夺。造成这个局面，实在是圣人的过错。所以，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砸了斗，折了秤，人民才不会争竞；砍掉能工巧匠的手，人们才能保有自己的灵巧；封住思想家们的嘴，人们才能保有自己的智慧。这样，人民才能恢复淳朴的本性，也就不会有争夺和战争。

老子还只是向往小国寡民，庄子甚至向往着人和禽兽杂居的时代。庄子比老子更加激烈地反对文明的成果。他说有个种菜的老人，宁肯挖个隧道、抱着罐子到井底去取水，也不用那轻便省力的桔槔〔jie gao洁高〕。因为桔槔是机械，能想到用机械取水，就会想到用心机和人争斗：“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

比起老子，庄子有着更深的悲哀。

《庄子》一书是庄周和他弟子们、以及弟子的弟子们著作的结集。我们所说的庄子事迹和思想，主要根据这本书。《庄子》的语言飘忽不定，变化多端，诙谐奇特，妙趣横生。许多说法似乎荒唐，不近情理，没有倾向，不着边际。他们认为天下是这样的沉沦和污浊，无法正而八经地讲说，只能把深沉而广阔的真情寄托于形形色色的寓言故事之中。书中的道理，如广阔宏大的海洋，茫茫无边；如幽暗难测的深渊，恍惚而浑厚，常常使人觉得言辞虽尽但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