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南洋华侨商务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最重要基地。1877年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上任不久，即与英国外交部进行在新加坡设领事馆的外交谈判。英政府对此事持消极态度，但此前它已在中国派驻了多处领事，因此要完全回绝清朝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采取拖延、推托、限制的对策，只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一地设领事馆，而且对领事馆的职能作了很多限制，把领事馆设置当成是临时安排，领事只能作商业代办，不能过问华侨事务。尤为令人气愤的是要求第一任领事不由中国委派，而从当地华侨中遴选。为达到设领事馆的目的，郭嵩焘答应了英外交部的要求。

1877年10月，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开馆，第一任领事是侨领胡璇泽(本名胡亚基)。胡璇泽死于1880年，在任不满三年。他作为一位华侨领袖是颇有些作为的，但作为一名外交官，政绩就乏善可陈了。

胡璇泽的继任人左秉隆、黄遵宪等的政绩倒是相当突出的。

左秉隆，字子兴，于1881—1891年任驻新加坡领事，1907—1910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前后驻节新加坡10余年。左秉隆是清朝同文馆的高材生，同文馆是培养外语和外交人材的学府，因此左的英文很好，曾随清使臣曾纪泽出使英国，任翻译官。左秉隆是清政府中比较通晓外交事务的官员，他任职期间做了一些好事，如：关心华侨疾苦，阻止新加坡贩运“猪仔”华工的活动；发动华侨募捐赈济祖国自然灾害；最为突出的是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他办“会贤社”，每月出题课士，宣传儒家思想，成立“英语雄辩会”，每周辩论一次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他还大力提倡中文教育，支持创办义塾，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左秉隆的所作所为颇得上司好评，华侨社会对他任内的政绩也有相当赞誉。

黄遵宪，字公度，1891—1894年间出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是一位举人，能诗善文，文学造诣很高，曾担任过驻日本使馆参赞，外交经验丰富。和左秉隆相比，黄遵宪显得更为大刀阔斧、更为果断一些，更符合时代潮流。左秉隆办“会贤社”，课士时出的题通常是传统国学旧论，而黄遵宪上任，将“会贤社”改组为“南社”，题目也改为结合当时列强和中国的现实问题。他还注重调查研究，实地了解侨情，对华侨不愿回国的现象，经详察后指出，是由于回国后要面临“官员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领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华侨“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此有家想回而不敢回。他上书朝廷，请废除旧法，另立新章，豁除海禁，招徕华侨回国。黄遵宪在任内努力维护华侨利益，和英殖民政府公开抗争，因此英殖民官员对他十分不满，认为“如果他再留职五年，此地华侨对我们的忠诚将极大地削弱，华侨对我们的好感也会大受损害”，这倒是对黄遵宪政绩的很好肯定。

晚清驻东南亚的外交官中，左秉隆和黄遵宪是最突出的。但不论他们个人怎么努力，想尽其“护侨”之责，由于中国国力衰弱，正像左秉隆在一首诗里写的“世无公理有强权……外侮频来缘国弱”那样，一介领事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是难有作为的。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