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武昌当地的报纸，报道了一桩异事，说是东乡招贤镇，有人亲眼见到一条龙，疲软跌坠于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杳无所见，唯湖水呈深黑色。

袁世凯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已经无法下床。三儿媳妇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熬了汤，给老公公端了过去。这割肉熬汤，也是中国比较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袁世凯分明是有所察觉，把那碗汤推开，连声道：不喝，不喝。

然后他坐起来，叹息道：我不为这帝位可惜，我为这天下的人心可惜。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袁世凯遂召替他打理产业的人来，拿起案头上一份家产清单，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

袁世凯的存款、股票，总计约两百万，如果他稍动一点儿贪污的心思，绝不至于就只这点儿钱。况且袁世凯的子女计有三十余人，把这两百万分配下去，最多不出十年，就有哪个倒霉孩子要挨饿了。

6月5日，徐世昌抵京，来见袁世凯最后一面。

当日袁世凯病情恶化，抢救苏醒后，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元洪的了，我就算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

次日午前十点四十五分左右，袁世凯死去。

他死后，秘书张一麐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袁世凯自拟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王忠和先生说：袁世凯死前曾呓语道，死后要变成厉鬼，为祟日本。

袁世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不是死于蔡锷的护国军，不是死于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不是死于身边人的背叛，甚至也不是死于帝制。

他是死于日本人之手。

早在少年时代远征朝鲜时，袁世凯就和日本人结了仇。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日本人誓欲拔除的眼中钉。远的不说，单说民国建立以来，先是有日本三井财团撺掇孙文掀起二次革命，后有日本人支持蔡锷的护国军，再有日本兵冲出青岛，假中华革命党之名轰炸济南城，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袁世凯所对抗的，唯有日本人试图在中国建立霸权的愿望。

他阻住了日本人的路，并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代价。

袁世凯，他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华盛顿的不二人选，但日本人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一个享有规范公开的社会规则，并因而强大的中国，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

袁世凯一直致力于维护一个有效规范的社会法则，并在北洋内部做到了。在他死后第八年，北洋齐燮元与卢永祥争逐沪上，双方各自挖战壕据守。每日拂晓，照例由一方先来一排炮，然后对方还击，你来我往，炮战一直持续到十时左右，然后偃旗息鼓，两边各自打水，洗涮，烧饭，晒衣，就餐，歌舞。等到了天黑，再重复上午的节奏，炮战持续到夜里八九点，然后双方吹熄灯号，睡觉。

这是此后中国人所陌生的战争态势，然而在春秋前却是中国的战争常态，史称观兵，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的战争模式。这种战争中没有仇恨的渲染，没有暴力的凶残，更没有把无辜百姓卷入其中的邪恶阴毒。这种战争不以杀戮无辜的生命为目标，而只是政治解决的一个极端态势。

但日本人不能容忍这种观念被中国人接受。

一旦接受这种人文观念，人与人之间不是充满仇恨，不是血腥残杀，而是求同存异，接纳对方，每个人都尊重对手的政治立场与生命价值，并尊重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将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重视过程更甚于结果，重视手段更甚至目的。人们将排斥不择手段的做法，因为这是一种有失尊严的做法。

尊严，什么叫尊严？尊严是一种不可失其原则的规范，是对手段的价值性选择。不择手段就意味着失去尊严。

袁世凯不知道这些理论，他只知道必须要这么做。

而日本人却决不允许他这样，说过了，一个重视自我人格与尊严的中国，不是日本人所期望的。

袁世凯之罪，罪不在帝制。

早在1748年，孟德斯鸠所撰的《论法的精神》，就提到世界上的政体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君主政体的教育法应是荣誉，共和政体的教育法应是品德，专制政体的教育法是恐怖。

很明显的是，君宪思想并没有原罪，君宪之路更无可厚非。袁世凯唯一的错误，就是他给了日本人一个借口，可以公开支持别人来搞他。诚如子贡所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袁世凯有错，他错就错在不该得罪日本人，从此天下之恶归焉。

如果说，我们一定要给袁世凯一个评价的话，这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