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熊熊秉坤，再闹大武昌，而北京上海，仍然在继续侦破宋教仁被刺案。

袁世凯对汪精卫说：宋案发生后，一切搜查、审讯，中央极端放任，正因法律问题，不容牵入政治，使其静候判决，不难皎然大白于天下。

袁世凯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们国民党人不相信我，好啊，不相信我你们自己来，你们自己去侦察，自己去审讯，自己寻找真相吧。

可这时候出了熊秉坤事件，袁世凯再说什么也没用了。盖因熊秉坤再闹大武昌，表明了一种确切无疑的政治态度：刺杀宋教仁，铁定是你袁世凯干的！如果不是你袁世凯干的，人家老熊又怎么会再举义旗？

局面霎时间变得复杂起来。

大凡节骨眼上，难免雪上加霜，曾经参加攻打南京的原镇军司令林述之，还有一个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死在北京。他们死的时候倒是没人理会，毕竟他们处于政治斗争的外围。尽管他们贴近北洋，但北洋不会接受他们。尽管他们加入了国民党，但也被排除在国民党的核心之外——但是现在，所有的事情突然串到了一起。好端端的，他们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袁世凯就不死？

毒杀的结论，就这么铁板钉了钉！

甚至毒杀的凶手，人们都指了出来——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贻。

但是始终没人问过一句，这两个人物，在国民党中无丝毫地位，对北洋更无丝毫威胁，北洋人吃多了撑着了，非要毒杀他们两人？

所以目前的史料，对二人之死，有着相互矛盾的说法。有说他们就是简简单单地死掉了，有说他们是被毒死的。

宋教仁案继续在侦破中，负责此案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了收缴来的全部证物。

此时的程德全，将疑凶直指内阁总理赵秉钧。

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展开了激烈的笔战，在报纸上相互痛骂对方。国民党指斥袁世凯杀人，而北洋则把话挑明了，这是革命大领袖孙文要造反。事态发展下去更加离奇，那凶手武士英在狱中暴毙之后，应夔丞却在狱中逍遥自在，他分明是有恃无恐，甚至还提出了吸食鸦片的要求。

应夔丞的不合理要求，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满足。

此一事件再度引发了国民党人的愤怒，幕后主使者若非袁世凯，这应夔丞岂能在狱中仍逍遥自在？

大家都吵昏了头，忘记了应夔丞正在陈其美的地盘上。他若要吸食鸦片，袁世凯点头是不作数的，只有陈其美点头，才作数。

还有一个可怜家伙更倒霉，他就是赵凤昌的小舅子洪述祖。自打宋案爆发，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死路。而在上海的姐夫赵凤昌，才发现自己养肥了一只革命的大老虎，在国民党的暴力欲望之前，他的影响力迅速降到冰点，竟然没有丝毫办法营救自己的小舅子。

甚至连北洋都无法庇护他，洪述祖逃往青岛。

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没有人能够逃得过去。莫要说一个洪述祖，就在这一年，民国名记黄远庸，他撰写文章风格麻辣，逮到袁世凯就骂袁世凯，逮到国民党就骂国民党，结果遭到刺客刺杀，黄远庸当机立断，拔脚狂奔，一口气逃到了美国的旧金山，这才歇了脚，看前面有个卖馄饨的小摊，就走过去，坐下来喝口汤。就在这时，坐在他身后的一个客人，突然起身，掏枪：黄元庸，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砰的一枪，黄远庸已经魂丧他乡。

黄远庸被刺，同样也算到了袁世凯的脑壳上。直到60年后，国民党元老林森，才忽然想起来这事，说：黄远庸啊，啊，这个人是这么回事，他死的时候，我是国民党中美洲支部的部长，是孙文对我下令杀的，我将任务交给了手下刘北海，刘北海就在馄饨摊上，把黄远庸干掉了，然后再栽到了袁世凯头上。

也就是说，当时有能力，而且习惯于驱使刺客杀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孙文本人。

在《孙中山集外集》第152页，有着孙文一篇关于暗杀的谈话，全文如下：

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缚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唯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是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

可见，孙文先生认为，杀掉独立记者黄远庸，是“乃可行耳”之事，此事究竟乃可行耳在什么地方呢？

正如我们的历史，袁世凯被扣上凶手的帽子长达60年，直到有人憋不住，自己说出来了为止。

那么，是不是还有谁，可以杀掉而栽赃到袁世凯的头上呢？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