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蹄馆之战结束了。

无论这场战役的内情有多复杂，双方损失究竟是多少，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明军在碧蹄馆战败。这个战败的结论，是建立在双方事前的战略目标及最后两军的进退基础上的。明军战前攻占汉城的战略目标最终没有达成，并退回了临津江一线，所以我们判定明军战败。

在朝鲜战场上，明军和日军本质上都是客军，真正的主军是占据主场的朝鲜军。无论明军和日军表现有多强势，他们都无法避免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战争三要素的天时、地利、人和，从头到尾他们都始终缺乏地利、人和这两点。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也有，譬如日军占领时间长，对地形及城池建设都比明军好，明军虽然有朝鲜军队担任向导和翻译，但日军也有朝奸部队，因此在地利上日军占优。人和上，明军占优，因为有朝鲜政府的支持，不过遗憾的是，这只表现在后勤及战役协助上，具体到在每个战场上，并无多少体现。

碧蹄馆一战，由于身为客军，缺乏必要的情报手段和基础，明军和日军都对方的真实态势和实力两眼一抹黑。而相对明军身为进攻方的远道奔袭，日军作为防守方有着足够的时间和手段进行部署，兵力上明军也完全处于劣势，所以战场上明军的三千五百人对日军三万主力兵团，战败是没太大悬念的结果。

但身为主军的朝鲜军，居然也和明、日两军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语言和人缘都占绝对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却完全无法给明军提供最基本的必要情报，也完全没给明军提供军事上的支援，甚至在明军和日军经过两个时辰激战，力不能支向后撤退的情况下，不掩护不增援，直接转身就跑，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有什么变数，很可能明军大帅和全部部队都会被日军所灭。这种状况，让我简直无法评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对日军来说，之前的平壤惨败，使得小西几位军团长必须夸大碧蹄馆之役的成果，以掩盖此前的损失，好让秀吉不对他们进行处罚和追究。而对明军来说，此战则无足轻重，根本不影响任何决策，因此明方无论在记载还是当事人的疏奏上，都没有对此有过多关注，只是将其作为一次普通的遭遇战进行了报告和记录。

但对朝鲜整个国家来说，此一战后明军从战略进攻转为对峙，并开始重启和谈，彻底延缓了朝鲜的复国进程，朝鲜将再多受几年日本人的蹂躏，所以他们把这次战役归结为此后明军战略转变的根源，并认为这是由于李如松被日军打破了胆，所以才一力主张转攻为守，也因此朝鲜人开始浓墨重彩地对这一战大加渲染，直接把李如松定义为此后几年朝鲜继续被日本人践踏的这一结果的罪人。

而以后无数史家对此战的关心，又大多专注于战役的伤亡和胜负上，并为此纠缠不清，以至完全忽略了这一战本身对整个战争的意义。

事实上这一战对明军来说，除非李如松等明军主将大出现规模伤亡，不然这就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一次遭遇战，而已。

明、朝、日三方对这次战役最终评估的分歧，实质上表现出了三方在壬辰战争中根本性的立场分歧。

明军的战略目的，是把日军打出朝鲜，但他们始终是远来客军，兵力十分有限，如这次入朝总兵力才四万八千人，除去联军本部驻军和沿途据点的防守兵力后，真正进入一线战斗序列的最多只有四万，因此在可以避免损失的情况下，一定会避免损失。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占领朝鲜为进攻明朝打好基础，但面对强势的明军，他们心里完全没底，且自己和明军一样，也是远道而来兵力有限，兵员补充和后勤全靠海上运输，十分不便，因此也在努力避免损失。所以日军的心态和和明军差不多，两者无论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比较客观，甚至可以说谨慎。

这三方中，朝鲜李朝的的心态是最不好的。一方面他们自己没实力抵抗和打退日军，完全依赖入朝明军，一方面又时时不忘记去指责明军作战不力，这种矛盾的态度，究其根本，是他们恨不得明天就光复朝鲜全镜。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完全不考虑明军的伤亡和损失，且非常顽固地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把一切问题及错误都完全归结为明方无能。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不但当时如此，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我们在写这部书时，不但查阅了当时的三方史料，也查阅了不少当代朝韩学者的论文，可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说到壬辰战争中的明军，不管论文主题是什么，最后都会跑偏，都会讲到明军的军纪是怎么怎么差，怎么怎么祸害朝鲜人民，怎么对朝鲜官员无理等等，乃至刻意放大和歪曲明军的战略战术上的一些举措，譬如碧蹄馆之役的作用和性质。这种明面上不太能说什么，但却可以让你感受他们骨子里是什么意思的那股味道。

种明面上不太能说什么，但却可以让你感受他们骨子里是什么意思的那股味道，让我非常不喜。

碧蹄馆之战的胜负，虽然对三方战略没影响，但对李如松和几位明军将领个人在感情和情绪上的影响不小。

李如松在这一场轻佻的战斗中损失了包括李有升在内的近千名弟兄。这一千人不是普通的明军，他们都是追随李家多年的精兵，大多是他们几位辽东大将的家丁，能征惯战，是辽东军精锐中的精锐。这样的损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

因此李如松才会伤心欲绝，才会战后整整一夜都对着李有升的女婿痛哭。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疲惫的明军徐徐退出惠荫岭山区，回到出发地坡州。一到坡州，李如松立刻宣布，明军主力将在坡州修整数日，然后回师开城驻屯。

这个决定让朝鲜人大吃一惊。在坡州修整这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返回开城呢？开城以东是临津江，不利于大部队泅渡，把主力放在开城，明摆着是一副不打算进击的姿态。

在李如松进击碧蹄馆的同时，朝军已经完成了集结。金命元、柳成龙等军、政大臣齐聚坡州附近，摩拳擦掌打算配合明军大干一场。后方的朝鲜国王李昖甚至派人去给李如松立好了生祠，一俟汉城光复，就开张营业。

现在明军突然宣布要退守开城，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把朝鲜人的踌躇满志打得烟消云散。

柳成龙、金命元、李德馨等朝鲜大臣得知噩耗，全都急忙赶到了坡州，要当面问李如松个明白。谁知道李如松根本不承认有战败退兵这回事，他对这些大臣的解释是：“我不是退兵，是暂时后退。坡州这地方没粮没草，后头还背靠临津江，不利于防守，再说我军的步兵主力与火炮都还没运来呢。我回开城等他们去。”

柳成龙等人根本不相信这套说辞。什么叫不利于防守，我们是希望李提督您进攻进攻再进攻啊！

朝鲜为了配合李如松的攻势，调集了大批官军、义军和民夫朝着汉城前线汇聚，倘若明军一撤，这些人也得赶紧撤回来。不过这还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眼看就打到汉城了，这个时候明军一撤，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进攻了，朝鲜光复全国更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去，这才是柳成龙他们急眼的根本原因。

李如松一看朝鲜人像打了鸡血一般，突然咄咄逼人，于是随手甩出一份兵部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有二十万，我军只有四万疲惫之师，这仗没法打。然后他又指指自己胸口，说我旧伤复发，打算修养一下。

柳成龙拿手指头点着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才一万人，怎么可能有二十万，提督你是在瞎说！柳成龙一向说话谨慎，对明将都特别恭敬，今天他居然对李如松说出如此尖锐的话，可见是真急了。

李如松有点不耐烦了，冷笑一声：二十万是你们情报是这么写的，至于一万……我们在碧蹄馆碰到的那几万人都是鬼啊（这句是我加的，柳成龙书上没写，不过我认为小李将军必然说了，但被柳成龙故意无视了）？柳成龙哑火了，朝鲜情报不准是一贯问题，他憋了一会只好梗着脖子说我们从来没这么写过。李如松说肯定有！柳成龙说肯定没有！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车轱辘话说个不停，眼看就要吵起来了。

这时候从营帐里冲进一人，进了帐子跪倒在地，声泪俱下，恳求李如松不要后退。辽东诸将一看，原来是一位老熟人——李薲。

大家应该还记得，李薲这个人的底细十分可疑，有与日军勾结的嫌疑，在平壤城下把祖承训和朝鲜军阴得死去活来。这人又擅长钻营，很会把握时机。现在出来苦苦劝谏李如松，一是会让明军有逆反心理，偏要撤兵，遂了日本人的愿；二是向朝鲜朝廷表了忠心，把自己打扮成不畏强权苦心忠谏的形象，是个大大的忠臣。

祖承训看见仇人，在一旁没露出什么表情，反倒惹恼了他的同僚张世爵。张世爵是辽东军中最坚定的退兵主张者，又是祖承训的好哥们儿，看到这个小子，新仇旧恨加到一起，气便不打一处来。他连句话都说，先冲过去一脚把李薲踹翻在地，嘴里才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这一下子朝鲜人脸上可挂不住了。明军在朝鲜一贯强势，一个宋应昌手底下的主事，就敢把朝鲜的督粮大臣捆起来打——但一个副总兵当着几位大臣的面去踹一位节度使，这实在有点过分了。

李薲躺在地上一抽一抽的，十分凄惨可怜。一起来的朝鲜大臣们，登时同仇敌忾，群情激昂。李如松见状，当下象征性地骂了张世爵几句，然后直接宣布散会，有关部队进退等事宜，择日再议。

柳成龙有些不太甘愿，不过转念一想，能把李提督逼到不再提退兵的事情，也算是一大胜利，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扶起李薲，离开了明军驻地。

散会以后，李如松回到自己大帐，先后叫进来两个人。

先进来的是负责翻译的朝鲜通事。李如松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柳大人，我真不是存心退兵。只不过是今年正月我流年不利，犯冲，得避一避太岁。你看，我从马上都摔下来好几回啦。等到下个月一到，我立刻就进攻。”还掏出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让通事带回去给朝鲜大臣们看，让他们放心。

这话倒也没错，李如松自从来朝鲜以后，先后从马上摔下来四回，都快摔成习惯了……

朝鲜通事离开以后，紧接着李如松又召来一个人，杨元。

杨元在碧蹄馆立了大功，自身实力损失也比较小。李如松吩咐他率一部分明军拔营先走。杨元心领神会，连夜开拔。

过了几天，朝鲜大臣们又来纠缠。李如松告诉他们，碧蹄馆一战后，连续一段时间伤病交加，明军的战马损失很大，对于辽东军人来说，战马如同兄弟一般，所以要搞个祭祀活动。柳成龙他们自然满口答应，只要李如松不走，干什么都行。

李如松把手底下一大半部队都带离坡州营地，找了一片开阔地，装模作样地设下祭台，焚香吊唁。忽然李如松抬起头来看看天，派人跟柳成龙说：“哎呀，天有点阴呐，可能要下雨了。坡州这鬼地方地势低洼，又没房子，恐怕会被淹没，住不得。”

柳成龙等闻讯大惊，再赶过去时已经晚了。明军早已收拾好了营帐，朝着开城退去。柳成龙等人一看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一边通知朝鲜军民也后退，一边去追赶李如松。

二月五日，明军渡过临津江，抵达东坡驿。在这里，李如松留下了査大受、毋承宣两千明军，自己大摇大摆进了开城。他在开城盘桓了半个多月，又留下王必迪等五千步兵，大军撤回了平壤。

在这个时候，杨元已经远远地跑去了大后方。他肩负着李如松的使命，给后方的朝鲜国王以及经略宋应昌解释退兵原因，告诉他们前方具体情形。其实最主要的，是李如松要和宋应昌达成此后步调一致的战略部署，对朝鲜人，他才不在乎呢。

朝鲜国王李昖在二月八日见到了杨元。后者侃侃而谈为何退兵，譬如粮草不继，汉城日军兵力远多于明军等等，把李昖说了个头晕脑涨，因为所有的问题他都解决不掉。但即使这样，李昖还是担心害怕宋应昌被杨元说服，到时候可就真的大势已去。总之，不管怎么都不能让明军退回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李昖在杨元抵达义州的当天，先派了尹根寿去找宋应昌理论。

尹根寿日夜兼程，总算在二月十日先于杨元抵达凤凰城，见到了宋应昌。宋应昌给尹根寿吃了粒定心丸，承诺说平壤是明军的底线，不会再继续后撤了。他还告诉尹根寿，后续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带了大量火器，大约在二月底就能全部就位。反攻大计，就在眼前！

得了宋应昌的承诺，朝鲜君臣松了一口气，反过来对李如松更加不满。在他们眼里，李如松的名将形象完全坍塌。碧蹄馆之败，把这位提督的胆量全都打没了，像是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整天只想着撤退、撤退和撤退。

于是李如松的平壤大功，也变得可疑起来。朝鲜朝廷里纷纷传言，说李提督攻城全靠南军，抢功全是北军。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分析，说李如松这个人一贯只会以众凌寡，打一场胜仗便见好就收，毫无进取之心。

就连李如松找朝鲜国王要马，也成了一条罪过。

在平壤之战中，李如松率先冲入城内，坐骑被日军铁炮击中毙命，之后换了匹马继续冲锋，结果却栽进了沟里。战后他向朝鲜方面提出，希望能帮他找一匹好马。朝鲜朝廷当时正陷入狂喜，二话没说，连滚带爬地挑选了一匹黑骏马送去平壤——不过后来的碧蹄馆，李如松又连摔两跤，这样看来，他换上的那匹朝鲜马也很有点不济。

现在李如松形象破灭，这件事也成了一个罪证。有人告诉李昖，说李提督很喜欢那匹马，李昖酸溜溜地回答：“我看这个李如松，人倒是很有气魄，用兵比起古人来可差远了。才打下平壤，就急忙讨要马匹，至于么？李如松自称他的坐骑中弹丸而死，就他那胆小如鼠的德性，我看纯属扯淡。”——他倒忘了当初是谁一力主张给敬爱的李大提督立生祠了。

那么，李如松真的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再与日本人交锋么？

在考察李如松撤退的理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朝鲜人认为该继续进攻的理由。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记录，当李如松要从临津江撤退回开城时，他拦在马前，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五条不可撤退的理由：

一，朝鲜王室陵寝尚在倭寇手里，必须要夺回；二，沦陷区的人民都等着王师光复，贸然撤退，会让他们失望；三，朝鲜国土一寸都不容舍弃；四，朝鲜军队要依靠明军，明军一撤，朝军恐怕会有哗变离散的危险；五，明军后撤，日军便会追尾进攻，到时候连开城、平壤也未必守得住。

这五条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仔细一琢磨，便会发现都是些混账话，除了洒狗血、唱高调就是推卸责任，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理由。

柳成龙是一代名臣，最注重实务，怎么会写出如此空泛的废话来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自己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正经理由，只好说些政治正确的大空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的明军，别说根本不具备保持攻势的客观条件，甚至连能否守住坡州和开城都严重成问题。

六月十五日，戴朝弁、史儒部渡江，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渡江，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

所以平壤之战的明军总兵力，是三千人，算上杨绍勋后来又派去五百人，在朝鲜的明军总数是三千五百。这些数字在《宣祖实录》里写的清清楚楚，你可以查一下。所谓五千之数，实际上是把杨绍勋驻扎在义州的500、九连城等地的1500人都算进去了。这是郝杰承诺朝鲜人的出兵总数，而不是参战人数。这一点得搞清楚。

无论是《惩毖录》还是《再造藩邦志》，是按照这个大数来算的，这是出于政治原因为了鼓舞士气，尽量往多了说。后来朝鲜招抚义兵，还告诉他们祖承训来的兵马是一万人，这都是政治宣传——事实上，即使是这两本书，也从来没说过祖承训实际带了五千人入朝，只说辽东动员了五千人，朝鲜按照五千人来准备粮草云云。

而一涉及到粮草，这件事就很清楚了。因为在平壤之战前，朝鲜使者拜访杨绍勋，说祖承训已经逼近平壤，希望明军后继部队马上跟进。杨绍勋明确表示，因为朝鲜汇报的各地粮草数太少，不足以满足五千人的需要，因此无法进兵，只能在义州和鸭绿江沿线策应。这就证明，当初祖承训带了三千人而非五千人入朝，正是因为朝鲜无法筹集足够的粮草。

实际上李如松退兵的原因很简单，一共三条，都和碧蹄馆之战无关，但和朝鲜君臣却密切相关。兵力对比这条我们已懒得说了，现在驻扎汉城的日军，光是和李如松交过手的就有五万多，远胜明军三万多的总兵力。

这三个原因就是明军的战马、明军的粮草、平壤的安全。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前一页刚痛斥了李如松的逃跑主义行径；后一页忽然又说“是时大雨连日，且贼烧道旁诸山，皆几秃无蒿草，重以马疫，数日间倒殒者殆将万匹。”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五日条里，数字写的更清楚：“时天兵远来疲弊，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两千余匹。”

这个触目惊心的真相，也在杨元向李昖汇报的记录里得到印证：“军中无一束草，战马倒毙者，日以八九千数。”甚至当退过临津江以后，这种窘迫情境仍未得到缓解。据李恒福去前线巡察完的报告，“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李如松自己提供的数字，是“军马三万，死者强半。”

此时在朝鲜境内的四万明军里，骑兵编制约为两万五千名，现在因为马瘟和缺乏草料的关系，战马连病带饿，几天时间就减少了一大半，这实际上等若剥夺了辽东军绝大部分战斗力。事实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战马仍旧持续死亡。

对于明军来说，失去了马匹，就等于失去了机动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对李如松等辽东军出身的人来说，没了战马差不多就是没了一切。

如果只是战马伤亡，尽量往好的方向想，是大不了骑兵当步兵用，虽然这是不现实的。可实际情况比这更惨——明军士兵的遭遇，比战马好不了多少。看看朝鲜人自己的记载，看看这些在平壤生死搏杀后又持续推进到临津江战线的明军，他们遭遇到了多么惨烈的不利景况——“不食二日”。这个责任，我毫不犹豫地说，完全在朝鲜方面。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土，是他们的主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为远道而来的明军提供后勤和补给。

遗憾的是，朝鲜在日军登陆后，各地官员快速亡命，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版的大逃亡，导致各级行政机构彻底失效。以至现在压根就组织不起有效的行动。说白了，其政府机构就只有名目，基本没有行政能力，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给明军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哪怕仅仅只是四万明军。

之前明军打平壤的时候，后方运补线已是岌岌可危。现在战线往东又推进了数百里，补给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宋应昌、袁黄等人玩命地从辽东运粮草过去，前后多达十三万石。可因为朝鲜方面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运输力量，这些战略物资都被滞留在义州、中和、黄州之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明军主力的步伐。

在这种状况下，明军在李如松的指挥下，依然义无返顾地一路冲杀快速推进，光复了平壤，并把日军打回到了汉城，将战线稳固在临津江一线。

而大后方的柳成龙等人拼了命搜刮，士子、庶民都被征发去运粮，甚至把休静大师的僧兵都解散了，编入到民夫队中，还是不足敷用。若不是义军首领金千镒占领了江华岛，能够走海路解决一部分补给问题，恐怕前线的明军早就被饿死了。

在碧蹄馆结束之后的二月份，平壤的存粮一共只剩下三千多石，喂马用的黄豆只剩一千多石。开城更是一点粮食都没有，全仗后方运输。换句话说，从开城到临津江两岸防线的明军部队，只能靠每天后方运到的粮草来维持，明军至少曾被结结实实地饿了两天肚子。其实别说临津江了，当时朝鲜人的运输能力连平壤都保证不了，因此如果三万多明军真的进入汉城又没能完整地拿下龙山大仓的话，估计会饿死一大半。

曾经有朝鲜大臣为了投诉明军不作为，给李昖的报告里称开城存粮尚有四万多石。李昖拿着报告直接扔了回去：“你编数字也编得靠谱儿点，别说天将，就连我都他妈不信！”

那么，前线明军的处境，究竟惨到了什么程度呢？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没有说“窘迫”，也不说“糟糕”，而是使用了“惨”字。下面，我会尽可能地用客观平和的语调来叙述他们的景况。

吏曹判书李元翼曾经去平壤考察过，还没到平壤，他就在顺安附近看到横七竖八躺着许多送下来的明军伤病号，已经两天没吃过饭，奄奄一息。这些大明士兵为了朝鲜抛头颅洒热血，如今竟沦为饿孚，李元翼心中非常惶恐，说这番场景若让天将看到，岂不是要大大地责怪我们。之前我们说过，李如松知道这个情况后大怒，命人拿着他的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要他们优先保障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不然和他们没完，这才改善了明军伤员的处境。

保障不了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这是在平壤之前的情况，那么平壤又如何呢？李朝工曹正郞徐渻的描述，让我们知道那里更凄惨：我从七星门进入平壤城，但见各处驻屯的明军都饿的极瘦，虽然他们已经修养了十几天，但仍旧无法重上战场。许多人就这么倒下死去。因为缺乏吃食，明军不得不杀掉一部分战马来充饥，剩下的战马也都处于粮秣接济不上的窘境，因为平壤周边草木全被日军焚毁，所以明军不得不出城深入附近深山里去寻找野草喂马，所见极为凄恻。

过了平壤再向前，则是前面提到的李恒福的报告，说李如松“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

明经略宋应昌给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则道，连日来大雨不止，道路泥泞粮草不继，日军撤退前大肆烧杀，以至在开城连根马草都找不到，使得明军马匹大量倒毙。明军士兵因为没吃的，只能以死马肉充饥，再加睡在冰雪中而“冷疫俱兴；食死马肉疔毒又发，兵甚疲赢”，同时探知汉城日军不断增兵，但入朝明军目前仅实到三万多，所以李如松连连“请借辽兵，急如救焚。”

此类散碎记载比比皆是，读之令人触目惊心。

在明知人无粮马无草、士兵饿得死去活来、战马病亡过半，明军尤其是主力辽东骑军丧失绝大部分战斗力的状况下，朝鲜人仍旧要求李如松继续向前保持攻势，这我就绝不认为是单纯地缺心眼了。他们的心态，就完完全全地是只要能尽快光复朝鲜，死多少别人家的孩子他们都不心疼。

在我写到这里之前，至少有两次难以为继，迟迟无法下笔，很长时间里都没写出一个字来。因为心绪实在太乱，我不知道怎么写、怎么说，才能表达清楚心里的感受。

看着一页页史料上的文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平壤恶战后的景象——冰天雪地中遍地是明军伤兵，大雪和雨水落在他们冰冷的铠甲上，他们没有吃的，奄奄一息地横卧道旁的泥浆水中，靠意志维持着生命。这些远离家乡的大好男儿铁血汉子们，眼中满是挣扎求生的光亮。这一幕是那么的真实，我好象就身处其中，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他们瘦骨嶙峋、伤病饥饿的身躯。

可同时我又觉得虚幻无比，心里充满了浓烈的无力感。因为我只能这样看着他们挣扎在伤病和饥饿中，甚至最后死去，而我却无法改变什么，哪怕是一点点——这是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这一度让我感到那么地无奈和无力。

当最后写完这段时，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使命感——写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有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和有些人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尊敬的——譬如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汉子们，这些在四百年前远狩国门之外的中国脊梁们。

请永远记住他们。

明军的撤退，除了军马、人员伤病以及后勤补给因素以外，李如松将主力撤回平壤，还有另一个军事上的重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朝鲜人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和其他几个军团，现在都龟缩在汉城。可不要忘记了，在咸镜道那边，还有一头叫做加藤清正的饿狼在盘踞着。

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在去年攻克咸镜道以后，后悔药就一把一把地吃。虽然他捉到了朝鲜两个王子，还摸到过大明的领土，可惜这些虚名并不能带给他更多好处。咸镜道是朝鲜最贫瘠最寒冷的领土，时值冬季，距离后方又特别远，遍地都是朝鲜义军，第二军团在这里的日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一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走得最远，远远地把那个药贩子甩在了后边；痛则是日子不好过，很不好过。

郑文孚、李鹏寿两名义军首领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围绕着吉州府连续打了三场胜仗，被称为北关三大捷。虽然在加藤清正的支援下，最终这股义军被击退，但日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从此加藤打消了控制咸镜全境的念头，把主力都集中在稍微富庶一点的吉州附近。咸镜道现在成了第二军团嘴里一块剔了肉的腔骨，食之硌牙，弃之可惜。

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城方面判定咸镜道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石田三成派人通知加藤清正撤退回汉城。接到命令之后，加藤清正快快乐乐地开始收拾行李，逐渐收缩防线，从吉州沿海岸向南部咸兴方向撤退。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团正式离开吉州，很快加藤清正就不快乐了。因为二军团一出吉州，就开始顶着义军不断追击和漫天的大雪，跌跌撞撞地从端川、新昌、北青一路东遁，使得这条回家之路成了一次无比凄惨的大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或者冻死，周围的人根本顾不上施以援手。这与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时的意气风发，真是天壤之别。

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咸兴，此时第二军团伤亡率大约已超过了四成。

咸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它位于咸兴平原东部，城川江下游左岸，与平安道只隔一道山岭。如果加藤清正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咸兴以东九十里处的草原馆南下越过山隘，沿山谷小路疾行，进据平安道的德源、阳德，出现在平壤城的北部。

届时，加藤清正可以选择进攻明、朝联军的安州粮草积屯地，掐断明军气若游丝的补给线；或者配合汉城日军对平壤、开城同时施加压力。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于明、朝联军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无论加藤清正有否考虑过这些，作为当时的中朝最高指挥官，李如松都不能忽略掉这个可能性。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一件事情有99%的可能不发生，但万一出现了那例外的1%，便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不能冒这个1%的险。况且这个可能性还不是1%，而是很大，相当大。只要汉城日军和二军团一联络，马上可以对平壤实现前后夹击。无论如何，平壤是不容有失的，因此当他进击汉城时，依然在平壤和开城留下了三分之二强的兵力，过江兵力按最大估算，也只有一万一千人。之所以这样，一当然是粮草不够大军前进，二则是他得时刻防备来自侧后方日军二军团的进袭。

当朝鲜人后来质疑李如松退兵时，李如松也向朝鲜人解释过自己的这个顾虑：“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李如松是绝对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朝鲜军去守护的。不过他这个并非杞人之忧的考量，遭到了朝鲜人的大肆嘲笑，他们说这位李大提督自从碧蹄馆一败后“事机多误，气势催挫，皆思撤归。”认为这不过是他想撤退的借口而已。

遗憾的是，宋应昌在给袁、刘两位参谋长及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透露，明军自平壤之后，就已经决定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开城沿江把守，一部守平壤防止加藤清正背后袭击，此事显然不是如朝鲜人说的那样，是李如松在碧蹄馆被吓破胆了。同时他与李如松更是早早认识到，前方日军将大大超过此刻在朝明军的总兵力，因此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向国内兵部催发援军，希望先借点辽军来增援，并催促应到未到的五千川军等部队尽快入朝。宋应昌在平壤大战前后，几乎每封给兵部和石星的信里都要反复催兵，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一定。

后来加藤清正终于没动平安道的心思，直接返回了汉城，这让朝鲜人笑得更厉害了：“看吧，李大提督又在杞人忧天”——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如松及时收缩，才让加藤清正感觉无机可乘，才老老实实返回汉城。这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对李如松的及时回军，宋应昌的评价最准确：欲使咸镜之贼，闻先声而不敢来也。”

更讽刺的是，别看朝鲜人嘲笑李如松不遗余力，其实最担心加藤清正袭击平壤的，正是他们自己。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岛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对于这个心腹之患，朝鲜国王李昖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在伊川、谷川附近没有任何驻军，如果加藤清正打算在这里动手，朝鲜军将没有任何防备。

他害怕自己会被偷袭，所以无论宋应昌和大臣们如何催促，这位国王打死也不肯驻回平壤，宁可在义州多呆两天。李昖后来被人催得急了，总算说了实话：“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不可也。”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在许多历史书中，都把碧蹄馆之后的李如松描绘成是一个怯懦、胆小如鼠的将军，说他白白舍弃了大好局面，没有鼓起剩勇追赶穷寇，反而一味退缩避战，以致战事蹉跎。

事实上只要多看看三方史料，再看看朝鲜地图和三军部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平壤大胜光辉掩盖之下的，是马疫遍地横行和极端缺衣少食，明军和辽东集团军因此几乎丧失了大半机动能力和战斗力，更兼春雨连绵，道路翻浆，前方有至少一倍于己的敌军驻守在坚城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主力军团在侧后方虎视眈眈，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明军这边。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假如李如松按照朝鲜人的心愿强行突进，饥肠辘辘地冲到汉城之下，下场不用说天知道，我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全军覆灭。

现在我们知道，碧蹄馆之役的胜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抑或是在壬辰战争史上，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只是一场胜败完全无足轻重的遭遇战，除非李如松阵亡，否则其胜负不会影响明军之后任何动向。

李如松轻军突进快速进击汉城，当然有争功的因素在内，但究其关键，一是因朝鲜方面提供的日军数量情报完全失实，与汉城日军实际兵力的差异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客观上导致了他没做太多准备就轻率突进。不过，这依然不是他突进的主要原因。李如松突进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因明军没吃的了，他迫切地需要拿下汉城来解决明军的吃饭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他看上了龙山仓的粮食，这才是他不顾明军伤病交加缺吃少穿也要冒险，试图以少数兵力快速拿下汉城的真正原因。

同时，来自侧翼已抵达咸兴的加藤清正二军团的威胁，及明军粮草严重不足和马匹大量病疫的严峻现实，也使得李如松当时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带着当时战斗力最强、机动力最高的亲兵团突进，快速抢夺汉城。李如松无法带着没吃饱饭甚至连路都走不动的庞大军团去抢汉城，一是根本不可能，仅到临津明军就被足足饿了两天，在如此糟糕的后勤状况下，三万多明军根本用不着到汉城，在半路就得饿死一大批；二是即使以大兵团抢下了汉城，只要龙山仓没拿下，大伙也还是得饿死在那里。

同时，我们从碧蹄馆之战的记录中也可以发现，明军的攻城重火力远没有运送到位，而前锋清一色的骑兵，也从侧面说明了李如松能做的，只能是以骑兵快速突袭拿下汉城和龙山仓，他没有能力也没可能进行耗时日久的攻城战。明军既没有那么多的给养，朝鲜也没这个运输能力把那么多火炮快速运上去，更无可能聚集起足够的攻城兵力。

因此以少量兵力带口粮前进，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汉城和龙山仓，解决了后继军团的吃饭问题以后，临津江以东的李如柏军团再进驻汉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指挥官的正确选择。

遗憾的是，李如松抢夺汉城，尤其是夺取龙山仓的这个希望破灭了。我想，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是一次冒险，但却又是一场他不得不冒的险。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知道，前面那个朝鲜人说没几个日军的汉城，驻扎着至少五、六万日军主力兵团，这绝不是目前三万多没吃没喝的明军能拿下的。而明军的辎重补状况给显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因此他只能无奈地转入了战略防守，被迫彻底放弃以武力攻占汉城的计划。

不过，李如松对龙山仓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减少哪怕一丁点，反而因此更加炽热起来。犹如一个失恋的少年，他原本迫切想得到龙山仓的那股渴望，变成了求之不得后的怨念。不久之后这股怨念终于爆发出来，遂了李如松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的心愿，还意外地解救了一位此后将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光彩的朝鲜名将。

有意思的是，宋应昌在给明使沈思贤的信中，也直接问到了汉城的龙山粮仓可烧否，和李如松打起了一样的念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下解除汉城日军威胁的最好战术——让他们和明军一样，断粮。

我想，不管李如松自己在当时、此后做何想和有什么表现，他都肯定没想到以后的史家们会对碧蹄馆这次遭遇战如此关注，并把此战的结果给拔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把这战的结果和他本人的态度，以及明军此后的战略变更给联系到了一起，并最后给他扣上了一顶怯弱的帽子，认为此战摧破了李大提督的心志，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就是李如松以及当时的明军参战将领们，包括当时的明朝文官们都没对碧蹄馆之役留下太多笔墨，也不怎么在意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进攻都是勇敢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退却都是怯懦的。

但又为什么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在退兵问题上李如松对朝鲜人不着重提粮草问题，不公开说这一系列困难呢？

但又为什么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在退兵问题上李如松对朝鲜人不着重提粮草问题，不公开说这一系列困难呢？

事实上这当然不可能的。无论是杨元还是李如松，抑或宋应昌都在不断地向朝鲜人提这一问题。这关系到明军数万将士的性命，焉能不提。然而，朝鲜方面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分子们，因为异口同声地把李如松退回开城一线的原因，归结为是他在碧蹄馆被日本人打怕了，所以在他们的记载里，大多绝口不提这个原因。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脏水泼到李如松身上去。

譬如柳成龙和李如松在退兵前发生的争吵中，李如松就绝无可能不谈这个要命的问题，他又不是傻子。可在柳成龙笔记里，却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之前所说的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柳成龙本人正是朝鲜方面负责运输和提供粮草的，他也不傻，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工作没做好，主动露自己的短板。于是在他笔下的李如松，就只能是一付全然理亏而又怯懦的模样。这无疑是他对李如松退兵异常不满的怨念在作怪，因此极力把李如松描绘成了这个样子，好显得他正义凛然。

不过即使这样，在其它那么多私人笔记甚至朝鲜正史中，还是留下了我们前面挖出来的那些零碎资料，能让我们替李如松一洗蒙了几百年的冤。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怎么样都掩盖不住的。

比如《宣祖实录》曾经记录下一段朝鲜君臣对话，很具代表性：

上曰:“賊情則然矣,天將之欲和者,何意耶?”元翼曰:“碧蹄一敗之後,畏縮如是。”上曰:“自古,兵家勝敗,不可常也。豈以一跌而如是也?”

………………

上曰:“天朝糧餉,不用故耶?”元翼曰:“天朝糧餉亦用,亦留兵粍食者,幾一萬六七千,往來之數不在此中。所以難繼也。”上曰:“予意提督雖進,似無可爲。其軍不滿三萬,雖進何能爲也?”元翼曰:“天將亦言其如此,謂曰:‘兵少而能有濟耶?不量而請戰,眞是癡朝鮮也。’”

可见朝鲜人自己对于补给问题的短板心知肚明，更知道明军缺乏进攻能力的情况，只不过他们还是坚决认为李如松是“畏缩”，这其中心态，可堪捉摸。

二则是无论是对李如松以及宋应昌来说，没粮草最多就是在临津江一线呆着，等粮草补给上来，战马补充完了再开战就是。宋应昌和李如松又不是朝鲜君臣，他们是明军的大帅和经略，完全不介意朝鲜晚几年解放，他们两人最介意的是明军的伤亡。不过这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对朝鲜人说的。

所以粮草问题提过就可以了，反正大家心里明白，用不着多说。至于其它的，恐怕李如松根本不在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成。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态，很可能是老子给你个理由就不错了，哪怕不给理由都没什么，你们能怎么样。因此张世爵当着他面殴打李薲，除了明军将士们因为缺吃少吃病困交加而普遍满腹怨愤之外，很可能也是李如松暗示的。以他那骄横的性格，在国内就敢殴打同僚文官，何况是朝鲜官吏。柳成龙自己工作没做好，居然还敢和他当面叫板，那么让手下给对方点教训这事，他完全干得出来。反正打了也是白打，还可以不再和朝鲜人扯皮，打得好。

至于他在退兵时对朝鲜人耍的一系列手腕，如果真的有这些情节，那么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和当初祖承训兵败回撤时一样，生怕朝鲜人给他捣乱。譬如万一朝鲜人不知进退甚至故意使坏，乘他及明军还在坡州时，直接向汉城开战，那么明军势必只能和出动的日军决一死战，这类情况是李如松绝不愿意愿意看见的。不过李如松也很清楚，只要他大军开到平壤，没了明军撑腰，这几位朝鲜官员就绝不敢去招惹日本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再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是朝鲜人的屈笔。因为只要故意不提他退兵的理由，不用说其他的，单单李如松转身就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让人觉得他是因为胆子小逃跑了。这个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是最大的。因为事实上，朝鲜人这个“辨诬”策略非常成功，几百年来九成九的人都说李如松在碧蹄馆之后退兵，是因为被日本人打破了胆，他们和柳成龙们一样，几乎一致忽视了明军因粮草不足而陷入的惨烈现状，更别说还有侧后一支敌主力军团的窥视和正面几乎一倍于明军的日军了。

可怜的李大提督，从宁夏战场下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风尘仆仆赶到异国他乡的朝鲜，一路前进冲到平壤城下，神机妙算身先士卒，仅仅两天半就拿下了平壤坚城。孤军远征悬兵海外，以伤亡三千的代价，杀死杀伤敌军一万多，强攻敌人大军防守的都城一战而下，这在军事史上都可以大书特书一笔了。

碧蹄馆一战，他依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以三千骑兵对日本战国名将统帅的三、四万精锐，与五倍于己的敌军直接交战，部队在野战中坚持了数个时辰不溃，最后以伤亡千余的代价杀伤三千以上日军，重创对手后全身而退。以这两战的表现，称李如松和他所部为亚洲第一强军都一点不过分。

两次战斗，明军总计伤亡四千灭敌万五，在这个数字中，明军死亡不过两千，日军死亡则超过了一万，上限能到一万二、三，如果以死亡数来算战损比的话，高达到一比五至一比六。不夸张地说，这两次战斗明军杀伤的日军数目，在日本国内足以让一个百万石的大名灭国。

如此优秀的一位军事统帅，被一群文人的屈笔抹黑成这样，并足足蒙冤了几百年，真叫人哭笑不得。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家丁是明代中、晚期出现的一种特殊军事编制，是将领通过隐占、私役、招募等手段控制在手里的武装集团。这些家丁有的名义上属于官军编制，虽然从朝廷开饷，却只听命于将领本人，因为这类家丁大都领有将领给的土地或田产。当将领转任其他地区的时候，这种家丁也被允许跟随，实际上等同于将领的私人部队。像李如松部下的李有升，就是这类。而李如松的老爹李成梁，更是有个大家都熟悉的家丁，那就是清开国汗王努尔哈赤。而明军中也有不少将领是家丁出身，如李宁、李平胡等人原本也是李成梁的家丁。不过，这类家丁是极少部分。

另外还有一种家丁，他们不属于军中编制，但也领有将领们分给的土地或者田产等等。这种家丁不少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辽东将领的家丁，大多为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壮丁，弓马娴熟骁勇善战。

再就是临时招募的家丁。这种家丁本质上属于职业雇佣军，如宋应昌在如朝前给杨元的信中说，要他和其他将领多多招募辽东家丁，“每名给安家银六两，每月月粮银一两八钱。调动之日再给行粮、盐菜、马匹料草。如有事故不必勾取，患平即散，不作正数。”不过实际上，往往这种家丁也是长期跟随将领们的，只不过朝廷给钱，将领们就招他们前来，不给就不招而已。

……

再把明军撤退时损失的人数考虑进去，是役明军伤亡当在一千余人左右，再怎么多也不可能超过吴惟珊所说的一千五。不过，这些伤亡将士，大多是李如松以下诸将的亲信家丁，辽东军的精华。

李如松说的阵亡家丁两人，明军二百六十四人，很可能汇报的是在编部队的伤亡情况，他和李如柏、张世爵、李宁、孙守廉、祖承训等人不在编的家丁损失未计在内。

在这一战中，辽东将领们带了大批家丁。辽东诸将的家丁，在十二月初九宋应昌催兵时曾有过统计，其云当时未到各将家丁人数为：副将杨元并原任游击戚金下家丁共六百八十二名；见任副总兵李如柏下家丁二百四十五名；原任副总兵祖承训下家丁一百二十三名。另外于正月的统计里，说李宁所部有辽东正兵及家丁一千一百八十九人，其他人的家丁数不明。

以此计算，则光是杨元、李如柏、祖承训三人的家丁就有一千零五十人，其他还有李如松带的数十到一百余人，李宁、李如梅、张世爵、查大受、孙守廉等人家丁也没有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每人的家丁都不会少于百人，因此我认为此战的家丁总计在一千五百到两千人左右。换句话说，即使刨去杨元的家丁，最开始的三千明军里也大约有一半是家丁。

这些家丁里，像李有升这种属于军中编制的是少数，大部分是没有编制的。这些不在编的家丁，如宋应昌所说，“患平即散，不作正数”，本就不算在编制内，自然也谈不上呈报伤亡数字。这里还有另一事要注意，即这些不在编的家丁的伤亡抚恤，是要由将领自己掏腰包的。如宋应昌安抚杨元时曾说，你在平壤一战阵亡的六名家丁，可以报上名来，我想办法给你破格存恤。这“破格”二字，说明这些家丁伤亡，按例朝廷是不管的。李如松心疼家丁伤亡，除个人感情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不过这么一来，阵亡人数就显然不是报给朝廷的两百六十四人了，那里面的家丁只有两个，是李有升这种有编制的。其他没编制的都没计算在内，这也确实没必要计算。一是按例不计，二是写上去了也领不到抚恤，白写。

这一战的大多记载中多少都强调了明军家丁，原因我想无外两个：要么家丁骁勇过于常人，要么家丁数量众多。但无论那个原因，都可得到家丁伤亡极可能比在编士兵大的结论。如果按在编人员死亡两百六十四人计算，而三千人中有一半家丁，那么此战明军战死人数当倍于战报，大约为五百三十人到六百人左右。如果加上受伤的，明军总伤亡应该在一千人左右。

……

最后顺便说说咸镜道威胁的解除。

把加藤清正这股威胁解决掉的人，不是朝鲜任何一支部队和将领，依然是明军，准确地说是明军的总参谋长袁黄。

袁黄已经把朝鲜局势研究透了。他仔细地分析了整个战略态势与加藤清正的性格后，准确地判断出第二军团在咸镜道的尴尬地位：加藤清正现在又想占个便宜，又想早日脱离苦海，首鼠两端，左右摇摆，自己都无法作出决断。

袁黄不介意帮加藤清正下一个决心。

他请示过宋应昌之后，派了麾下一位策士冯仲缨，面授机宜，带了十几个人直奔咸镜道。

已经被吓破了胆的朝鲜人根本不相信这十来个人能阻挡第二军团的兵锋，屡屡提出质疑，对此冯仲缨解释道：“用兵诡道。平壤城刚刚被攻克，倭寇完全不清楚我军虚实。咸镜道那些人现在胆战心惊，怕大明怕得要命，十几个人足以唬住他们了。”

结果日军的反应不出袁黄所料。当听说明军派来使者谈判时，加藤清正以下的日军将领个个笑逐颜开，忙不迭地在安边扫洒馆舍，准备热情接待。

冯仲缨是个有胆量的人，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到了安边以后，把其他人留在外围，自己单骑赴会，独闯倭营。加藤清正等人没想到他一个人来，不由得感叹说公万骑之中单骑入来，可谓唐突。冯仲缨没跟加藤清正废话，劈头就把他训斥了一顿，加藤清正居然不敢回嘴，唯唯诺诺。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冯仲缨告诉加藤清正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明军在北境的动向：明军已经从平壤抽调了一部分南兵炮手，又从第二批入朝明军中分出万人，协助李镒防御平安道。李如松提督也已提兵返回平壤。

第二个信息，小西行长一直在跟大明暗通款曲要求封贡。

这两个信息对加藤清正的刺激相当大。第一条信息，让他彻底绝了偷袭平壤的念头；第二条信息，让他更迫切地早日返回汉城，免得被药贩子抢功。

袁黄虽然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可对这种二士争功的套路，可见得太多了，稍微一撩拨，便能起到离间之效。

冯仲缨分析完局势，加藤清正赶紧把自己的团花战袍脱下来，给冯仲缨披上，跟他歃血为盟，发誓早日返回王京，好重启谈判。临到告别，他还把两位被俘的朝鲜王子叫出来，跟冯仲缨见了一面，报个平安以示诚意。

冯仲缨一看加藤清正从善如流，便多加勉励了几句，大摇大摆离开了安边。朝鲜人问他谈的怎么样，冯仲缨一摆手：“搞定。你们这边不用屯兵提防了。”

朝鲜人不太敢相信，结果过了几天派人去一侦查，果然如其所说，倭寇全走光了！

安边会谈的效果立竿见影。大明使者促使加藤清正下定了决心，不再考虑出什么奇兵，会谈结束后就开始收拾行李，坚定不移地继续撤退。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二十九日，历尽艰辛的加藤军团终于返回汉城。至此，临津江一侧再无日本军事力量存在。

袁黄轻轻的一记推手，便把这一支日本最犀利的军团驱赶回了汉城，为接下来的东进与和谈铺平了道路。

可惜袁黄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被罢职了。

说来有些可笑，导致袁黄罢职的，不是因为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件陈年旧事。

之前袁黄曾经在吏部担任主事，他与另外两名官员被人弹劾渎职，朝廷派了赵南星进行调查。赵南星是后来东林党的大将，和首辅王锡爵是政敌，结果在王锡爵的干预下，赵南星反被罚俸降职，吏部的其他两个人也被夺职——这时候袁黄已经被石星调去兵部，去往朝鲜的路上，暂时逃过了一劫。

想不到三月份的时候，这事又被礼部精膳司署员外郎事陈泰来提了出来，把赵南星、袁黄等人大大地称赞了一番，痛斥王锡爵。这事被王锡爵解读为私自结党，万历大怒，把陈泰来、赵南星、袁黄一古脑都禠职了事。

正好李如松对袁黄也多有不满，先后上了几道书骂这个老和尚不是好人。这新仇旧账联合到一起，袁黄只得黯然走人。这位一代才子和奇人，真是躺着也中枪……

总参谋长袁黄在朝鲜的功绩不显，历来被人提及较少。可实际上明军的进攻计划，都是袁黄呕心沥血制订出来的，不然李如松在朝鲜断不可能像是在自家后花园闲逛般轻松。抗战的胜利，有李如松的一半，也有袁黄的一半，可惜袁黄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袁黄被弹劾之后，索性挂职回家，潜心修行，后来写成了《了凡四训》与《功过格》，在民间影响极大，几与著名思想家李贽齐名。比起其他几位同僚的下场，他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