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回来了，可该怎么跟朝廷解释呢？

黄慎是个精明人，这一路上把原来没想通的事都打听的差不多了。他毫不客气，一五一十地把出使情况汇报给了朝鲜高层。虽然他因为出使失败而被贬官处罚，但这份报告却被保留下来，送到了北京。

而明使方面，则只有杨方亨先返回北京，副使沈惟敬却借口与日本和谈未完，暂时留在汉城——到了这时候，这位沈大官人，居然还在酝酿着这么蒙混过关！

沈惟敬知道杨方亨这个人是君子，沉稳有余而精明不足，说白了就是君子可欺之以方。他欺负杨方亨不懂日文，告诉他秀吉已经回心转意接受册封，您可以放心地告诉皇帝，咱们在九月二日在大阪城已经顺利册封了日本国王，教朝廷不必担心。

杨方亨一听急了，这是欺君之罪啊！再说了，按照规矩，册封完以后，秀吉应该要有一封谢表给万历，谢表哪儿弄去？

沈惟敬一拍胸脯：“我在这儿等着他们送过来，你先回去就是。”

杨方亨未必不明白沈惟敬在说瞎话，可他心里也明白，这次回北京如果说出实情，一顿板子是免不了的。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话，于是杨方亨同意了沈惟敬的计划。

杨方亨先修书一封给北京，说金印、冕服什么的已经被日方接受，谢表稍后附上云云，然后留沈惟敬一个人在庆州，自己先回国了。

杨方亨不知道沈惟敬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实话；他更不知道，沈惟敬曾经伪造过《关白降表》去欺骗朝廷。

连《关白降表》都敢伪造，再伪造一份《日本国王谢表》，算得了什么？

沈惟敬很快弄好了谢表，派人送归北京。自己却仍旧不肯回国，反而每天往返于釜山与宜宁之间。他打的旗号是与倭人联络沟通，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这事若是蒙混过去，还则罢了；若是蒙混不过去，他就拔腿投了日本人，当个正牌汉奸。

万历皇帝在北京先看到了杨方亨的报告，却没看到谢表，已经起了疑心；既而收到朝鲜方面的黄慎报告，更是疑窦大起。

恰好这时候沈惟敬伪造的谢表送到，诸臣一传阅，被一个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徐成楚看出了破绽。徐成楚指出，这谢表里又没有年月日，又没有丰臣秀吉的画押签注，粗制滥造，殊为可疑。万历看到言官的上书，叫来石星与杨方亨质问，两个人不明就里，只得辩解说日本粗鄙不堪尚未开化写的东西不符合中华体例云云。

又过了几天，万历中止了调查。

因为辽东军区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在万历二十五的正月十四日，加藤清正带着两百条船气势汹汹地登陆机张，对朝鲜军控制的梁山一线发起了攻击。

战争，再度爆发！

日本人都打过来了，那么这份谢表的真伪也就不必研究了。

堂堂大明帝国几百个精英官僚，居然被几个宵小之辈欺骗了四年多！那些汗牛充栋的“封贡”大讨论，只是毫无意义的闹剧；册封使臣的行动，更是沦为一场笑话。自从土木堡之来，大明帝国还从来没如此颜面尽丧过。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万历和诸多臣僚都怒极发狂，各路弹劾奏章如滔天巨浪朝着石星、杨方亨和沈惟敬扑来。其中骂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声，他把矛头直指石星，总结出石星的三辱四耻五难七事：

哪三辱？祖承训在平壤全军覆没；李如松碧蹄馆丧师退兵；宋应昌密谋受和。

哪四耻？内藤如安到北京过阙不下马；石星卑辞厚赠；沈惟敬主盟赴约；李宗城夤夜逃走。

哪五难？石星偷偷派人给秀吉置办了一套蟒衣金币；沈惟敬带了三百匹马过海去讨好倭寇；杨方亨捏造军情；刘綎的驻朝部队被裁撤；诸龙光被杀，南兵被杀，凶手王保却继续高官厚爵。

哪七事？不用赘叙了，就是秀吉的秀七条。

这些罪状里有些是石星的责任，有些不是，不过谁也不会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你是兵部尚书，出了这么大娄子，不怪你怪谁？

石星面对汹汹的弹劾浪潮，想死的心都有，干脆自请亲自赶赴日本去阻止开战——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说明石星已经是方寸大乱了——万历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个请求，因为马上会有一个大活动，他身为主角不能出席。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万历皇帝命令刑部尚书萧大亨会聚九卿科道诸官，搞一个大会审，彻底查查是怎么回事。

这次会审大概是有明以来审得最认真最仔细的一次。刑部把这些年来所有的往来文书和都翻腾出来，一封一封地对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提审。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计划本来就是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经过这么仔细地彻查，他们前后欺上瞒下的种种劣迹终于真相大白。

会审的结果是：杨方亨革职，永不叙用；石星推荐的辽东经略孙矿革职，回职听勘。

至于石星，他级别太高，萧大亨不敢自做主张，批了一个革职候旨，请皇上定夺。不过萧大亨有心替同僚说些好话，在上奏里认为石星只是轻听误国。可是到了首辅赵志皋那里，味道就变了。

石星的议和活动都是在赵志皋支持下搞起来的，如果要追究责任，赵志皋也脱不了干系。许多官员早就看不惯这个老东西，弹劾的时候不忘捎带着骂赵志皋一顿。

赵志皋为了自保，上疏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全是石星一个人偷偷摸摸搞起来的。石星明知道赵志皋落井下石，可是他不敢随便攀咬。这是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把责任扛了，妻子家人还能有人罩着；你如果胡乱把别人扯下水，便是个一拍两散的局。

群臣对石星意见汹涌，首辅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态度更加坚决。

万历皇帝对石星的不满到了极点。办事不力，这是能力问题；撒谎撩屁，这就是人品问题了。皇帝不恨无能，不恨贪渎，最恨的是不忠。本来在开战之初，石星与万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时也办得尽心竭力，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了呢？

恰好这时候南原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于是万历痛恨交加，给石星罪加一等，说他“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直接下狱论死，家人发配到广西柳州卫所。那会儿广西还是遍地土司的蛮荒之所，移居过去对孤儿寡母来说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监狱里，自己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这么结束。当年他在北京的旮旯里翻出沈惟敬的时候，可没想到这老东西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石星是个读书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脑袋。他决定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开始绝食——他这次成功了。

数年前还风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书，就这么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很多人对石星在战争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而惊讶，一个力排众议坚决开战的抗日名臣，为何会沦落成一个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们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对日开战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觉悟，对日和谈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汉奸贱骨头，他这一切所作所为看似矛盾，实际都是有一个动机一而贯之——好官我自为之。

石星年轻时候以直言而著名，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变成大明朝众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员。这些官僚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什么风险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归，衣锦还乡。

六大部委之中，要属兵部尚书最难做。兵部负责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会存在风险。当初石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打心眼里不愿意干，好几次请辞都没被批准。如何规避风险，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课题。

初期石星对日力主开战，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断，而是因为万历皇帝力主开战——紧跟皇帝的决策当然是最安全。当时的石星，其实没把日本当成多大的麻烦，不然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找一个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和谈。在他的想象里，这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消明军入朝打上几场胜仗，记下几笔功勋，就足够了。

可是日军的顽强远远超出了石星的预计。宋应昌、李如松在朝鲜战场表现不错，可每一场仗都打得危机四伏。作为兵部最高决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险，他不想冒着崩盘的危险继续打下去，胜了固然好，若是败了，他难辞其咎，风险太大。

惩于这种保守心态，和谈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为——对宋应昌态度的变化，对南军态度的变化，对沈惟敬态度的变化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风险规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谎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这么一条道儿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个坏人，甚至不是无能之人，作为萧规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现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许可以安稳地做完兵部尚书，甚至进一步入阁。他落得这么一个结局，除了要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以外，大概也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吧。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万历把石星革职的同时，他重新调整了人事布局，由萧大亨暂时代理兵部事务，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孙矿担当经略一职，辽东布政使杨鎬担任经理朝鲜事务，与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贵担任御倭总兵官，各地调集人马，准备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军杨元和驻守忠州的南兵吴惟忠，其中杨元和沈惟敬比较接近你。郉玠为免打草惊蛇，叮嘱杨元要秘密逮捕之。

杨元接了任务，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开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发现沈惟敬带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小营，只在宜宁、庆州附近活动。

杨元决定先解除他的武装，假借驻军将领的名义，偷偷以移营、换防为借口，把他身边的人更换一空。其实沈惟敬在军中毫无根基，杨元这么做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捉拿沈惟敬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一丝疏忽。

日军此时已登陆半岛，开始展开作战。沈惟敬虽不知杨元到来，但多少听到些北京巨变的风声。骗子天生敏感的嗅觉让他惶惶不安，开始琢磨着投奔小西行长。

小西行长绝对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儿，他听说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调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条船去接应。沈惟敬看到日军有接应，大喜过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离开宜宁驻地，朝着釜山逃亡而去。

这个动向立刻被杨元的眼线侦知。杨元二话不说，率领六名辽东骑兵风驰电掣地追击而去。辽东军别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东亚根本没有敌手。他们从南原星夜疾驰，一路追过宜宁十里路的丹溪境内，正看到沈惟敬带着细软赶着马车正慢慢溜达着呢。

沈惟敬这几年可赚得不少，装了足足一马车，严重影响了逃亡的速度。杨元一见大喜，追赶上去，还有心情弄一出猫玩老鼠的游戏，假装问他倭寇情形如何？沈惟敬带着一丝侥幸回答：“成不得了。”杨元说既然成不得了，干嘛不到我那儿去回报？

沈惟敬到了这时候还想骗，说加藤清正派了人去庆州谈判，我得赶去办事，怎么也得呆一个半月吧。杨元玩够了，面色一变，六名辽东骑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沈惟敬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哪里抵挡得住，直接被抓了一个正着。

沈惟敬落到明军手里以后，杨元没敢多留，立刻打造囚车，派了重兵保护送这位大骗子回辽东。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朝鲜半岛很快就要迎来丁酉再乱的第一次高潮。

令人佩服的是，沈惟敬一直到了这时候，仍旧表现出极佳的心理素质。他没有像石星一样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居然仍旧在积极求生——他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搭上了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线，重金贿赂，希望他能给自己说说好话。

萧应宫和沈惟敬是大乡，是个见钱眼开的货，也不问这事有多严重，收了沈惟敬的好处以后，便派了一个叫丁应泰的幕僚——这人后来在丁酉再乱里也掀动起轩然大波，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到邢玠那里去求情。邢玠一看，愣住了，见过蠢官，可没见过这么蠢的。沈惟敬是朝廷指名要抓的钦犯，这种高压线他都敢说好话，是嫌命长了么？

邢玠没客气，把求情书信直接上交朝廷。很快御史们就用口水把这个要钱不要命的萧应宫参倒，削去职衔，滚回家去了。

沈惟敬被押送回北京以后，直接下了锦衣卫的诏狱。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骗子死定了。可是沈惟敬在监狱里，仍旧表现出坚韧的求生意志，他不像石星为了名节宁可饿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只要一天不死，就要挣扎着活下去。

奇怪的是，万历一直没有下达处死他的命令，于是沈惟敬在诏狱里一呆就是两年。

这种平静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取得全面胜利的大明军队班师回朝，万历皇帝除了祭告郊庙、大赏功臣以外，还搞了一次公开处决，处决对象包括日本俘虏、通倭汉奸和作战不利的明军将兵。

沈惟敬赫然列在通倭汉奸名单之首，被判弃市。这位大骗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奇妙一生。

讽刺的是，跟沈惟敬同时问斩的，居然还有亲手捉拿到他的杨元。而他倒大霉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因为沈惟敬。

原来沈惟敬被捕之后，对杨元极为痛恨，他偷偷派遣娄国安潜入日军阵营，告诉小西行长，杨元驻扎在南原城内，总兵不过三千辽东兵马，附近还有全州两千明军，可一鼓而下。这间接促成了丁酉再乱时日军首先把矛头指向南原，杨元不能抵挡，被迫撤军，结果以“弃师”的罪名被枭首示众，与沈惟敬同时处刑——老沈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如果说沈惟敬之前的遭遇，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密报南原的举动，把他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沈惟敬是整个抗日援朝战争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一介卑微布衣之身，游走于战争之间，依仗三寸不烂之舌把三个国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从秀吉、万历到小西行长、石星、宋应昌、柳成龙，当世的顶尖人物都被这个小老头挖了个大坑唬弄过，不愧是明朝——不，是东亚第一巨骗、十六世纪东亚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葩。

公平来说，在一开始，沈惟敬自己也没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他当初被石星从北京城里挖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尽心竭力，披肝沥胆，相比起大明其他外交人员的颟顸表现，他已经算得上很敬业了。别的不说，单说单骑闯进平壤城的壮举，便非常人所能做到。他的努力为李如松的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份功绩不容抹煞。

真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身份。市井无赖的烙印，注定了他只是一枚用过即弃的棋子，庙堂之上的人压根看不起这个低贱的家伙，沈惟敬只能拼命证明自己有用，才能活下去；而也正因为骗子的身份，让沈惟敬一次又一次选择用欺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汉奸卖国的绝路。

当沈惟敬在大阪城向秀吉那屈膝一跪时，他这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便已经凝固了。可怜，可悲，亦是可恨。

秦相李斯在被腰斩之前，对儿子感慨说忽然很怀念当年在老家上蔡的东门溜黄狗的美好生活。不知沈惟敬在死之前，是否也会怀念起自己当初在京城跟人炼丹胡闹的日子？

或许沈惟敬一点也不后悔。他死的时候，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已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活得长。而且他人生最后七年的经历，远比此前几十年的人生，以及大部分人一辈子加起来都要精彩曲折。

如果以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停战算做壬辰战争结束，那么到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丁酉再乱，恰好是四年的和平时期。

在这四年的战争间歇期，大明与日本你来我往地忙活着议和的事，那么朝鲜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没资格参加谈判，所以只好闷在国里，做点正经事——练兵备倭。

朝鲜官军在整个壬辰战争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动辄一溃千里，差到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因此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柳成龙便已经明确地向军方提出了要练兵备倭的口号。

他的这个提议很快便得到了执行，没遇到什么大阻力。原因很简单，朝鲜官军在壬辰战争中几乎被消耗一空，从基层到高层都死的差不多了……一张白纸，才好做文章。柳成龙把各地义军重新整编，纳入官军范围之内。这些义军经过一年战争的洗礼，无论士气和战斗力都比原来的朝鲜军队高出一大截。截止到丁酉开战之前，朝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七万到八万左右，其中一半集中在釜山附近的前线，用来防备倭寇。

练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是物质层面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

精神层面指的是军队的战法与战术手段。一支军队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核心作战理论和与之相配的战术，比如日军的铁炮战法，再比如辽东军的铁骑战法，而朝鲜陆军却极度缺乏这种理论支撑，基本上还处于“看见敌人抡着大刀一窝蜂就上“的初级阶段。壬辰战争中朝鲜军动辄崩溃，就是因为缺乏组织力的缘故。

在这方面，朝鲜人有一个现成的老师：明军——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南军。

南军出自戚家军，而戚家军是十六世纪乃至中国整个军事史上最讲究组织性和战术性的军队，尤其是对倭寇的战绩无出其右。请他们来当老师，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朝鲜人对南军的崇拜深入骨髓，简直就是奉若神明。当初李如松撤走，留下了吴惟忠的南兵守卫汉城，让朝鲜人欣喜若狂。

南军将领入朝，在壬辰战争中并不怎么重要。但在中朝两国交流史上，将领大多为武林高手的南军入朝，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纠缠出了一起中朝交流史上长达百年的官司。自然，对朝鲜人来说，这是件必须要“辩诬”的大事。

吴惟忠出身于南方军系，而南方军系的两尊大神——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大家都知道。这两位名将是正经的武林高手，大家也知道，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俞大猷的《剑经》，不是随便什么武将都能写出来的。

然而，戚继光虽然在他的《纪效新书》里收录了中国很多种长短武艺，却惟独没收刀法，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刀法虽然很多，但“传其妙者绝寡”，所以不收，留待后人有发现者增补。而他在军中所传的“辛酉刀法”，则脱胎于他得到的日本刀法，因此在他修订的第二版《纪效新书》里，删去了他认为在军中用处不大的一些内容，譬如拳法，增加了日本刀谱等内容。

与此同时，明朝不少文武双全的文臣武将和军事理论家们，如何良臣、宋懋澄、茅元仪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记叙及著作里说，中国唐宋时古军阵所用的实战刀剑法，到明已经式微，基本没人会了，或者干脆可以说就是失传了。

毫无疑问，来自戚家军的吴惟忠，必然精通脱胎于日本刀法的“辛酉刀法”，他们对上了日本武士，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从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看，似乎正宗的日本刀法并没占便宜，在白刃战中，很多时候日军敌不过明军。

比之戚继光，南军的另一尊军神俞大猷身上的传奇色彩，要浓重得多。

俞大猷当年南下平倭时，曾路过少林寺，并与少林和尚们进行了亲切会谈，之后还教了少林和尚不少武艺——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少林武艺有不少已经失传，有必要吸收新鲜血液。

再说他那本武学著作《剑经》，如果只看名字，是人都会认为这是讲剑法的，可惜它偏偏就不是。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棍法，或者说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剑法。

写了一本名叫《剑经》的书，里面不讲剑法讲棍法，实在很没道理。

俞大猷不是没文化的人，他文化好得很，易学底子比一般文人都好，著作也很多，显然在这事上，有他自己的道理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道理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没人知道。

这是俞大猷留下的一个谜。

最讨厌的是，他还不留标准答案，所以到现在也没个大家能一致认可的权威答案。

不过，线索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这事不算完全无解。

我们目前知道的资料是，俞大猷本人精通剑法，而且是一种古代双手剑法——荆楚长剑。这不是剑法的具体名称，而是指流传在一定区域里的一种剑法。他那位剑法师傅在他剑法大成后，曾说他日后天下无敌矣——这话当然不太好当真。不过从他和少林寺的渊源中，可知他确实武艺过人，是当时罕见的高手。

俞大猷南下路过少林寺的时候，进去是一个人，出来却变成了三个人。他从少林寺带走了和尚们推选出来的两个和尚精英宗擎、普从，跟随他南下学习剑法。在少林寺里的具体情况，据他自己说，有一千多号小和尚给他表演了少林武术，他看过之后，认为不少真功夫失传了，于是就跟少林大和尚说了，少林大和尚就让少林小和尚们选举了两个精英小和尚，跟随俞大猷学武去了。

这事很不对，里边肯定有问题。

俞大猷看完一千多少林和尚的表演后，张口就说少林功夫不是真功夫，是花架子，那一千多号少林和尚能服气？他俞大猷又不是佛祖，能舌灿莲花几句就把一千多彪悍的少林和尚全都镇住。所以我猜测中间过程被他故意略去了，至于具体过程是什么，他不说，我们没法知道。如果按武侠小说的套路，必然是俞大将军打遍少林无敌手之类，最后才能出现这个结局。

记载这事的，是俞大猷应少林寺和尚要求写的一篇纪少林寺修十方禅院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好后，被少林和尚带回去，刻成石碑竖在少林寺。所以其中如果有被俞大猷故意略去的情节，也很容易理解……不能这样打人脸不是？

话说宗擎、普从两和尚，跟着俞大猷学了三年多，觉得技艺已成，要回少林寺，走前跟俞大猷请示：我们学了您的剑法，现在准备回少林去，选合适的僧人传授，以便把这门剑法流传下去，您看可以不？俞大猷慨然应允。

又过了十三年，忽然门丁来报，门外有一和尚求见。俞大猷请进来一看，却是宗擎和尚。两人唏嘘完，宗擎告诉俞大猷，那普从和尚已经物化西去，但俞大猷教授的剑法，少林寺中已经有百多僧人精通，可以放心不会失传了。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和尚回少林前，特地向俞大猷请示了是否允许他们把剑法传给少林寺的其他和尚。

中国武术传承规矩甚多，什么传男不传女之类，两位大和尚这么做很正常。而俞大猷的那位剑法师傅李良钦，寿命特别长，一直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俞大猷平倭成功后，还特地上书为他请功过，当然，李师傅以传统的武林高手姿态，没要。

这么一说，大约能理解俞大猷为什么把书名叫《剑经》，说的却是棍法了。

和尚要传给少林其他和尚，尚且要请示俞大猷征求他的同意，那如果俞大猷把这门剑法直接给印刷成书大肆贩卖公示天下，那岂非成了师门逆徒？要是按照武侠小说的套路，接下去多半就是师门追杀这个泄密分子等等曲折情节。

当代武术名家，马家刀法传人马明达先生的解读认为，《剑经》里的棍法和其他武术理论，其实隐含了很多双手剑法在内，因此很可能俞大猷以棍代剑，把他那门剑法给隐藏在《剑经》里了。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合理的答案。大家如果有空，不妨多去考据、索隐一下《剑经》吧，这可是真正的武林秘籍，也许会练出一个不世高手来——这可不是开玩笑……

俞大猷除了把这剑法教给了少林和尚外，还曾选拔了一千多名能举两百多斤的精壮少年，传授这路剑法，用以平倭。而南军入朝的部队中，就有支福建兵，领兵的正是俞大猷的同乡、游击将军许国威。

吴惟忠、许国威、骆尚志这几个武林高手，入朝之后，对朝鲜军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开始帮着训练朝鲜军队，把从戚继光和俞大猷那里学来的武艺兵法等等，倾囊相授。

这下把朝鲜人感动坏了，天将传授的天朝兵法和武艺啊，朝鲜对此很重视，后来由官方组织，把天将所传之各种武艺兵法汇编成书，以便日后研究、学习、强国强兵。

这事本来到此为止了，没什么好闹的。

可在大明天启年的时候，茅元仪那本赫赫有名的巨著《武备志》出版了。在这本书里，茅元仪和戚继光等人的意见一样，认为中国古代用于军阵的刀剑法已经失传，然后又说他从一个好事者那里得了一本来自朝鲜的中国实战用双手剑谱，因此起名叫“朝鲜势法”，合共二十四势。这本来也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没说清楚那好事者是谁，也没说这“朝鲜势法”为什么就是在朝鲜的中国剑法。

这下麻烦大了，朝鲜人知道后不干了，又要辩诬了。

清朝乾隆年间，朝鲜官方汇编了一本《武艺通谱》，特地在序里开宗明义，对此事进行了严肃的辩诬：茅元仪在书里说中国古代实战剑法失传了，又说他从朝鲜找回了一本中国古代剑法秘籍，这事不对，我们朝鲜根本就没这东西。这剑谱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图是他自己画的，这是他想让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营销手段，故意制造神秘色彩，是赤裸裸的炒作。

别说，朝鲜选手的辩诬水准还是不错的，这事很有可能。再说了，茅元仪说是从朝鲜得来的，现在朝鲜人说他们那里压根就没这东西，还出示了官方汇编做证据，会有错么？

还真有错。问题就出在朝鲜这本《武艺通谱》上了。

这书里，确实没有和“朝鲜势法”一样的双手剑法，但却有本刀谱，叫《锐刀谱》，是门双手刀法，一共有二十八势。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锐刀谱》里有二十四势刀法，和茅元仪《武备志》里那二十四势“朝鲜势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双手刀，一个是双手剑，又多了四势而已。

如果《武艺通谱》里不录这套刀法，这段辩诬就没破绽了。

我估计是辩诬那位朝鲜选手又舍不得这套剑法，于是只好把剑改成刀，又加多了几势，起个大名叫《锐刀谱》混过去拉倒。这不是画蛇添足么？你这书比茅先生的晚了那么多年，打版权官司一定输的。如果要说茅先生抄了这刀法，回来改成剑法，剽窃版权，那么请朝鲜辩诬选手直说就是，只要说你居然把我们朝鲜刀法改头换面说成剑法，拿去忽悠自己同胞，然后把原版刀法拿出来示众，茅元仪肯定臭大街。

可惜朝鲜选手不但没有拿出原版刀法、剑法，偏要楞说朝鲜压根没这剑法。因为他自己知道，朝鲜根本就拿不出所谓的原版朝鲜双手刀法，不然早拿出来了，完全没必要一面说茅元仪造谣矢口否认朝鲜没有这东西，一面却放了一本与“朝鲜势法”一样的《锐刀谱》进去而不声张。因此我判朝鲜选手辩诬失败。

以我想来，这《锐刀谱》要么原本是中国传授过去，朝鲜选手为了辩诬，于是悄悄改头换面一番弄成刀法，以便证明茅元仪撒谎；要么是他们从茅元仪书里抄去后，改头换面放进书里——这种可能性有，但实在不太大。总之，不管怎么来回倒辙，这东西都肯定不是朝鲜的，无论选哪条，最后都只能判定茅元仪说的是真话，这“朝鲜势法”必然是中国传过去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南军将领们留在朝鲜的俞大猷双手剑法——荆楚长剑，或者是其中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有点不确定的，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比较大，或者说非常大。

除了软件层面，朝鲜军还着力进行了硬件层面的改进。硬件层面，当然就是武器系统了。

在开战之初，朝鲜军的装备极之落后，还停留在长矛大刀的冷兵器时代，对火器的运用十分有限，跟日本与大明根本无法相比。战争打了一年多，大明和日本在朝鲜战场对火器的运用，让朝鲜人大开眼界，因此他们也兴起了制造火器的心思。

学习火器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大明。

最初朝鲜是想学大明的火炮，因为李如松平壤一战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我们也装备这么多火炮，日本人一定会吓得再也不敢来吧”，一个朝鲜将领如此感叹道。

大明是朝鲜的宗主国，这点小要求是满口答应，一点不藏私，不搞技术封锁。朝鲜人一提出要求，时任副参谋长的刘黄裳很慷慨地应承下来，答应替朝鲜人培训几千名炮兵。

可惜朝鲜当时把所有的劳力都用来运输粮草了，根本拨不出人手，只得下令从义州附近的镇堡调集了四五百名士兵，前往大明学习操炮技术。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学习成绩恐怕很糟糕，因为明军在撤退的时候，便留下了许多火炮给朝鲜军队，可是却没人会操弄这玩意儿，只能弃置在库房里。

大型火炮一是要求冶炼技术；二是要求火药技术；三是要求操炮理论。朝鲜如果要发展自己的火器部队，不能依赖进口，必须具备独立的铸造能力。朝鲜底子太弱，这方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朝鲜国王李昖曾经有一次问李元翼：“大明的火炮铸造方式跟咱们大将军炮的造法是一样么？”李元翼无可奈何地回答道：“那个做法太复杂了，不可容易学得。”朝鲜在技术方面的窘境，可见一斑。

最后朝鲜从大明引进的大型火炮，只有一种山寨版佛郎机，而且是只适用于水军，陆军装备很少。

引进大型火炮的计划夭折以后，朝鲜只得退而求其次，寻求制造大明鸟铳之法。朝廷委派了一名叫李自海的官员，纠集工匠，在开城监造鸟铳。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李昖有一天心血来潮，叫大臣把鸟铳工匠叫过来，想检验一下研制成果。于是工匠们拿着新制成的鸟铳，噼里啪啦地乱放了一通，朝鲜君臣都是外行，听到声音震天，就纷纷拍手鼓掌叫好。李昖看完以后，忽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人面露不屑神色，心中有些不爽，便派内官过去询问。

很快内官回报，原来那个人是大明的人，姓周，名字不详。周先生这天偶尔路过试射场，拿眼睛这么随便一扫，便发现朝鲜军的这些火铳大有问题。李昖一听，眼睛立刻圆睁，这是一位行家啊！他求贤若渴，赶紧派了几位高官盛情邀请周先生来当指导。

经过一番交谈，李昖发现自己挖到宝了。这位周先生对于火铳的设计、冶炼、装配、使用等环节无一不精，甚至连火药的制造与配比也十分熟稔，说得头头是道，绝对是一位专家级的人才。周先生告诉李昖，其实鸟铳的技术门槛不高，只要有像我这样的人监制，很容易就能造出来。

李昖乐得连滚带爬，马上召集全国手艺好的铁匠与火药工匠，送到周先生那里去学习，并约定如果他们学得好，以后朝廷的订单会滚滚而来。

这位周先生的来历颇为神秘，他自称是百姓，可李昖不傻，哪个百姓会对火器这么了解，绝对是有军方背景。他既然肯留在朝鲜监造火器，又不愿意表明身份，估计可能是在军中犯事逃出来的。

想到这里，李昖赶紧传令下去，对周先生的事全面封锁，绝不能让大明知道。

除了向大明学习，朝鲜还瞄准了日本的铁炮技术。日本的铁炮在十六世纪独步世界，比大明鸟铳的性能要强，如果能学会便是妙用无穷。

但日本官方是绝对不会把这等机密泄露给朝鲜人，于是朝鲜只有一个办法：偷学。

战争期间很多朝鲜人被日本人俘获，或被迫或自愿地为他们服务。李昖曾经发布过训令，如果有这些曾经被日本人抓走又逃回来的人，一定要仔细询问他们铁炮与火药的制造方法。

朝鲜对得到铁炮技术非常急切，甚至因此而赦免一些朝奸和日本俘虏。

比如有一个叫金德浍的朝奸，很早就投靠了日本人，主动为日军当向导，是个标准的朝奸。可他对日军底细了解甚多，所以当李昖听说他被抓起来以后，特意叮嘱推官要仔细询问“烟硝鸟铳造作之法”，并答应赦免他的通敌之罪。

还有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日军降人，是隶属于加藤清正麾下一名叫做沙也可的日军将领。

“沙也可”被认为是假名，他的真实姓名历来众说纷纭，有冈本越后守、阿苏宫越后守、原田信种等数种说法，出身源流则可能是纪州根来、杂贺众、阿苏家臣等——当然，这两种源流之间并不矛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沙也可本属杂贺众，而杂贺众的铁炮技术在战国时期非常先进，他在这期间学到了铁炮、火药的生产工艺。

天正十三年，继承了信长势力的秀吉开始对杂贺众进行讨伐，首领杂贺孙市被迫投降，很快莫名其妙地去世。沙也可与其他杂贺余党在本州已无藏身之地，只得前往尚未臣服秀吉的九州地区。沙也可选择了肥后的阿苏家作为主君，继续反抗秀吉。

可惜的是时势不由人，秀吉统一日本的步伐没有这种小人物阻挠片刻。很快，整个九州都沦为秀吉的领土，阿苏家更被划归新兴家族加藤麾下。加藤清正为了准备侵略朝鲜，大肆征发臣从势力，沙也可大概就是在这时候被调入第二军团。

沙也可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的还不错，可好景不长。在壬辰年六月十五日，九州爆发了梅北国兼之乱，把岛津家、阿苏家都卷了进去，阿苏家主惟光甚至因此被杀。消息传到朝鲜，加藤清正势必对有阿苏家背景的沙也可及其麾下另眼相看。在这种猜疑重重的背景之下，沙也可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了投降朝鲜军。

沙也可投降以后，总算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朝鲜军对这位级别不低的日军降人格外看重，把他调拨到金应瑞麾下。此后沙也可表现得异常活跃，与明军、朝鲜军并肩作战，在很多史料里都留下过痕迹，还曾跟随麻贵在密阳击溃过日本小队，参加过蔚山之战，作为联军代表跟加藤清正交涉过。在朝鲜国仿制日本铁炮的过程中，他也是贡献良多。

因为这诸多功绩，沙也可破例被朝鲜国王赐名，叫做金忠善。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金忠善被调拨往北方，继续抗击后金，在甲子适变、丁卯胡乱等一系列战事中表现卓越，最后以七十多岁高龄得以善终，也算是抗倭战争中的一朵奇葩。

西人党哪里肯放过这个时机，在尹斗寿的指挥下，开始疯狂地弹劾李舜臣，大有不把他斩首誓不罢休的势力。而东人党自柳成龙以下，都噤若寒蝉，不敢施以援手，因为“放过加藤清正”这个罪名实在太严重了，没人敢在这个关节上出言抗辩。

而在攻击李舜臣的同时，西人党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继任者——元均。这时候就能看出尹斗寿的深谋远虑了，当初他把元均放到全罗道，正是为了今日做伏笔。同道平调，顺理成章，而且元均又有做水军使的经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结果对李舜臣的判决是，念在之前的功劳上，免去死罪，但剥夺一切职务，以白身随权慄军中作战。这已经是柳成龙能够做到的极限了。朝鲜军人听到这个消息，从都元帅权慄以下无不叹息。

李舜臣的母亲在牙山听说自己儿子出了事，惊吓过度病逝，连儿子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李舜臣在前往权慄军中途中本来就很抑郁，忽然那又听说这个消息，顿觉天旋地转，悲痛欲绝，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几次哭晕过去。若不是权慄从中劝解，这位朝鲜第一名将恐怕要以自杀来收场。

元均“不孚众望”地坐到了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宝座，他第一个命令，就是废除李舜臣的一切规矩，把三道水军搞了一个大换血。在汉城的西人党也弹冠相庆，庆祝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胜利。他们给李昖上书，说之前李舜臣总是窃取元均的功劳，现在无人掣肘，元大统帅必能带领无敌水师纵横洋上，令敌人心惊胆寒。

一个无比荒谬也无比讽刺的壬辰战争第一大笑话，就此诞生。

关于小西行长这封密信到底是真是假，历来争议很多——笔者认为这是小西行长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小西行长写密信的时候是在万历二十五年一月。在那时，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惊天谎言已经败露，小西虽然借着与淀君的关系得以活命，但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秀吉对他已不复从前信任；而加藤清正在伏见城勇救秀吉，大得宠爱，地位已经回升。两人一升一降，小西处于极端的劣势。

在这种敏感时期，小西与加藤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恢复秀吉的信任。在这时陷害加藤，即便成功了，对他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失败了，却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局面。小西是商人性格，这种损人不利己还有无限风险的事情，他不会干。

更何况，在小西送出密信的同时，加藤清正已经完成了渡海动作，屯兵在西生浦。在这个紧要关头，加藤清正一个陆军将领，能有什么要紧事需要绕个大圈子，远远地去闲山岛海域的小岛一住就是七天呢？道理上说不通。

但他确实去了，这一点已经被朝鲜人所证实。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整起事件根本就是小西、加藤两个人合谋。面对李舜臣这个日本克星，小西和加藤这两个仇敌联手，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可这时候问题来了。

这次阴谋如同一枚智能炸弹，定向极准，无比精确地将目标李舜臣炸得粉身碎骨。

可无论小西还是加藤，收拾朝鲜人没问题，但他们都不了解朝鲜，尤其是不了解朝鲜政局。如果不对朝鲜政局与运作规律有深刻认识的话，绝不可能设计出如此精确打击的布局。能够设计出这个局面的，惟有深谙党争之妙的朝鲜人自己。

从西人党在李舜臣事发前后搞的一连串小动作，我们能感觉得到，这些都不是独立的偶然事情，而是一个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它们绵密精致，陈陈相因，一步步改变李舜臣在李昖心目中的地位，让这位复国大英雄慢慢变成一个桀骜不驯的节度使。小西密信只是一个引信，真正让李舜臣失势的，是李昖本身的猜忌。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很可能是西人党中的某个人主动与小西行长暗通款曲，指点他按照方略行事。日本人需要李舜臣死，西人党也需要李舜臣死，于是两边一拍即合，炮制出这么一个截击加藤的阴谋来。

日本人要李舜臣死，这完全可以理解；而西人党在日军大军压境的时候，仍旧乐此不疲地自毁长城，不能不让人感慨，这朝鲜政局已经糜烂到了何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