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藏书网为多。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老残游记》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这样，剩下来唯一可商量的，只有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了。为此，张之洞亲自写信给端方，谆谆相托。这就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志在必得了！因为袁世凯被逐，奕劻势力渐弱，端方颇有岌岌之感，张之洞即令与童贵不甚投机，毕竟是三朝元老，庙堂之上，颇受优礼。

若说要保全一个人，只要肯出死力相争，摄政王亦不能不做让步。端方在想，能将这件事办成了，不但可显他做督抚的本事，而且必蒙张之洞激赏，结一个有力的奥援，正是他今天所最需要的。

端方为人似雅而俗，而且俗不可耐。雅事俗办无非威胁利诱，不过这趟他却办对了，主要找对了一个人。

本来端方门下，专有一个替他经理金石碑板、书籍字画的清客，名叫杨惺吾。此人眼力甚高，精通目录学，端方的收藏，大部分有他的题跋。但物以类聚，有巧取豪夺的居停，便有诡谲奸诈的门客。杨惺吾的品行甚坏，作伪的本事亦很大。端方心想，如果请他到常熟去谈判，人家一看就怕了，敬鬼神而远之，一定谈不拢。

因此，端方找的是常熟的名士曾朴，字孟朴，是世家子弟，会试不第，进北京同文馆读书，专攻法文，但跟一般学洋务的人不同，不愿以精通外文作为猎取好差使的手段，而迷上了法国文学。又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孽海花》，所以在江南提到曾孟朴，知道的人极多。

这是个所谓“新派人物”，见解自不会囿于一隅之地，赞成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公诸国人，认为由京师图书馆典藏，比私人贮存，更能垂诸久远，所以慨然接受了端方的委托。

铁琴铜剑楼在常熟的菰里，主人姓瞿，传书已经四代，如今楼主叫瞿启甲，字良士，年纪很轻，但很能干。他答复曾朴说，此事必须先向叶昌炽请教。

叶昌炽的目录学，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又是翰林前辈，因此在苏州对于保护乡邦文物，说话很有力量。端方见此光景，先发制人，打了个密电给叶昌炽，托他代为向瞿启甲相劝，随后又说，新正初七到苏州，约他面晤。

不过，常熟的士绅，见解与曾朴不同，想维持“南瞿北杨”这一美名亦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亦在端方估计之中，他略施“敲山震虎”小计，下个札子，说风闻东来书贾，垂涎瞿氏藏书，妄思铁琴铜剑楼可为皕宋楼之续，责成地方官加以保护。于是苏州知府、常熟县官，都派差役到菰里明查暗访，甚至登门盘问，这一来，首先瞿家就起了恐慌，其余持异议的士绅怕惹来“勾结东贾”的嫌疑，亦就不敢多事了。

不过，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就算瞿家肯出让藏书，亦得有相当条件。所以居间的人，辛苦奔走，一时也还不能有成议。端方却有些忍不住了，因为德宗梓宫定于三月十二自观德殿奉移西陵梁格庄，各国都派特使来华送殡，端方亦已奏准，到京恭送，成行在即，希望此事有个着落，到京见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得有圆满的交代。因此，对于瞿启甲及常熟的士绅，不断催促，态度相当恶劣。曾朴不想端方行径，近乎无赖，很懊悔多管了闲事，但亦不容他抽身，只能打定这样的主意：瞿氏藏书归公一事，仍须贯彻初意，不过不能让瞿家吃亏，亦不能让端方巧取豪夺。将来细节方面，要好好磋商。

瞿启甲与常熟的士绅，都觉得这个宗旨不错，于是打电报通知了已经到京的端方。

隔了两天，端方回常熟士绅一个公电：“瞿氏藏书归公，俟京师图书馆成立，当赞成。

与学部诸君同阅来电欢喜赞叹，莫可名言！图书馆在净业湖上，月内即可入奏，先此电谢。”

这个电报，语气颇有暧昧之处，细心寻绎，才发现端方居心叵测。“当赞成”三字之中，大有文章，仿佛瞿氏自愿以藏书归公，而他以本省长官的资格，赞成瞿氏完成这桩好事。本来是公家向瞿氏征求家藏，若肯割爱，已是很顾公家的面子，至于酬报，自然照市价计算，如今变成瞿氏自愿报效，即不能索偿，无非由端方具奏，请予奖励，即令“给价”，亦不过实值的一两成而矣！这就是端方惯使的伎俩，既是巧取，亦是豪夺。

不过端方一回了任，却一时没有工夫来管此事。因为江苏在“大闹家务”，巡抚、藩司、臬司、上海道吵作一团，最后则连端方自己亦不能不牵涉在内了。

纠纷先起于上海道蔡乃煌，欺侮江苏巡抚陈启泰。由于陈启泰在公事上诘责得严厉了些，蔡乃煌的回信，语多不逊，“横一榻乌烟，叉八圈之麻雀”，竟成丑诋。陈启泰大怒，严章参劾。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节而定。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命江督端方查办，既查蔡乃煌，亦查陈启泰。老迈身弱的陈启泰一气成玻当端方进京时，已有奏请开缺，回湖南养病之说了。

及至端方回任，江苏藩司瑞澂因病请假，由臬司左孝同兼署。藩司衙门有个顾师爷，是瑞澂的亲信，而为陈启泰所恶。于是趁此机会逐顾而荐一姓韩的入藩幕。

瑞澂得知其事，大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请假，并非开缺，巡抚何得擅易他的幕僚？于是上书江督，控诉陈启泰“专制无理”，连带也责备左孝同，指他“有意蔑视”。

这件事本来是陈启泰做得鲁莽，加以瑞澂的靠山甚硬，只等陈启泰一开缺，“指日高升”，端方当然要买他的帐，下个札子给陈启泰，要他“驱逐韩幕”。这一来，陈启泰的病势当然又重了。

那知事情还没有完，韩去而顾不至，闭门高卧，百事不管。名幕的架子向来是这样大的，而事实上又非他不可，没有他许多重要公事都不能办。于是，首府、首县再三劝驾，方将坚卧的顾师爷复起。

等这一场督抚藩臬纠缠不清的纠纷，告一段落，陈启泰一病不起，端方得要派人奏报出缺，派人署理，查查陈启泰任内有无亏空，以及重要的未了事项。这一阵忙下来，他自己奉调直隶，继杨士骧遗缺，忙着办交代，“放起身炮”，一时顾不得瞿家的藏书，但却始终未能忘情。这一次来看张之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一次交卸，别无经手未了的事件放不下心，唯独瞿氏藏书，耿耿于怀。”端方的话锋一转：“图书馆的馆址，不知道中堂定夺了没有？”

“在我是早已定夺了！”张之洞答说：“就是内务府还有意见。”

京师图书馆的馆址，是早在端方春天进京时，便已选定，在德胜门内的净业湖，亦名积水潭。京师相传有“四水镇”，东南，崇文门西泡子河；西南，宣武门西的太平湖；东北，地安门左的什刹海；西北，德胜门右的积水潭。

积水潭上有一座镇水观音庵，乾隆年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四周水木清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张之洞预备在净业湖中央的洲渚上，兴建四座楼阁，庋藏四库全书，宋元精椠。学部早就将计划拟好了，只是净业湖、汇通祠是内务府管理的官产，竟还不肯放手，所以至今不曾出奏。

“以中堂的身分，莫非内务府还有异议？”

“这也很难说。陶斋，”张之洞不胜感慨地，拉长了声调说：“今非昔比罗！”

“事情是如此，没有地方就不能建馆，不建馆，常熟的书就来不了。”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的，明天我就让部里拟稿出奏。”

“中堂，奏折上先别提瞿氏藏书，免得有人误会，以为有了瞿书才建馆，岂不贬低了京师图书馆的身分？”

“不错，不错！不过四库全书，天禄琳琅，那是一定要提到的。”

“当然！硕果仅存的一部，归于典藏，自足增重。”端方接着说道：“此馆之设，移中秘之书，嘉惠士林，是千载创新的盛举，非中堂之力不及此，窃愿忝附骥尾。将来瞿氏之书北来，我自然勉效绵薄，始终其事。”

“此何待言？必要借重的。”

揽事即所以揽权，只要能够经手，铁琴铜剑楼的精椠，多少可以弄到几部。端方此来目的既达，以“中堂多多静摄”为由，告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