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回小站的“新建陆军”营地，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求见荣禄。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并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大约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御医会诊，束手无策，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进京请脉，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细心处方，渐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为了地迩宫禁，诊治方便。

照历来的规矩，帝后违和，所有脉案药方，逐日交“内奏事处”，供大臣阅看。有那深谙医道的人，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处方并不见得出色，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小产血崩，经水淋漓。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御医相戒，三缄其口，处方下药，亦就无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胸中别有丘壑。病症是看出来了，既然说不得就不说！托名症象相似，由积劳积郁而起的“骨蒸”，却将治小产血崩、经水不净的药，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诀窍，对症下药，果然收功。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谁又是“莲花六郎”？众口耳传，就是这位丰神俊逸、最讲究衣着的荣禄。

但是，二十年前的荣禄，并未因此加官晋爵，反倒失意了。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找个过错，交部议处，将荣禄山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一降而为副将。荣禄很见机，引疾奏请开缺，闭门闲居，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

这是个闲冷的缺分，倒亏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进京祝嘏。正好恭王复起，重领军机，深知荣禄干才，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扶摇直上，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诏“定国是”，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号为“疆臣领袖”。但是，这个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领北洋大臣，而从光绪初年，李鸿章督直，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领袖”。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勒兵观变，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

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投诚改编，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肃提督、加尚书衔、赏太子少保。所部称为“甘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

再一个是聂士成，字功亭，出身淮军，是李鸿章的小同乡。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中日同时发兵援韩，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以孤军守摩天岭，设伏大败日军，阵斩日将富刚三造，算是淮军的后劲。又通文字，曾匹马巡边，著《东游纪程》，亦算是儒将。所部号为“武毅军”，半仿德国式的操法，实力颇为可观。

再一个就是袁世凯。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却不愿赴任，因为道员升监司、升巡抚，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热的袁世凯，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于是上个条陈，主张练一支新军，以矫绿营的积弊。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接纳了他的建议，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淮军周盛波的旧垒，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洋鼓洋号，壁垒一新，深为荣禄所欣赏。

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来，卓然有成，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这年六月间，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袁世凯装傻卖呆，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这样到了七月里，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纲大振，新党气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许应弢等阻挠他的条陈，不愿代奏，结果礼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职。京中各衙门的长官，称为“堂官”，部里满汉尚书、侍郎共是六员，通称“六堂”，这礼部六堂，尽皆革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或交兵部寄递各剩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原来的军机处，就象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变成有名无实了。

于是旧党，实在也就是后党，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无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电谕：“命直肃总督荣禄，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袁世凯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荣禄一见面就道贺，“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并得专折奏事，直达天听。这是所谓“大用”的开始，非寻常升官可比，自然应该道贺。

可是袁世凯知道，在这道上谕中，荣禄最重视的是“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这句话，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这道上谕一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也是荣禄！

局势如一桶火药，而药线在自己手里，一旦点燃，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一直到此刻，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事机急迫，无从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

心里闪电似的在转着念头，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这都是大帅的栽培。”说着，垂手请了个安，表示道谢。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的特达之知，于我何干？”荣禄问道：“京里的天气怎么样？”

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凯的意料。不过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实实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这几天很好。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嘿，你住在那里？”

“住在法华寺。”

由此开始，荣禄接连不断地，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使袁世凯大起警惕，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荣禄会怎么想？他一定是在心里说：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居心叵测，再不能信任了。

这样一想，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趋前两步，轻声说道：“世凯有几句紧要话，密禀大帅。”

荣禄声色不动，只侧脸挥一挥手，说一句：“都出去！”

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站得远远地，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用痛苦的声音说道：“世凯今天奉命而来，有件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只有自己请死！”

荣禄笑了。“什么事？”他问，“让你这么为难？”

“大帅请看！”

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荣禄一看是朱谕，不觉一怔，但立即恢复常态，坐在原处细看。朱谕上写的是“荣禄密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着袁世凯驰往天津，宣读朱谕，将荣禄立即正法。其遗缺即着袁世凯接任。钦此！”

袁世凯觉得这片刻工夫，关系重大，整顿全神，仰面看着荣禄的脸色。先看他读朱谕并不站起来，知道他心目中并无皇帝，迹象不妙！转念又想，这是还不知朱谕内容之故。如果读完朱谕，面现惊惶，有手足无措的模样，便不妨乘机要挟，或者有忧虑为难的神色，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为人谋亦为己谋，好歹混水摸鱼，捞点好处。若是既不惊、亦不忧，至少亦会表示感谢，那就索性再说几句输诚的话，教他大大地见个情。

念头刚转完，荣禄已经读完朱谕，随手放在书桌上，用个水晶镇纸压住，板起脸说道：“臣子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不过朝廷办事，有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承旨’责在军机；定罪有吏部、刑部；问斩亦要绑到菜市口。如果我有罪，我一定进京自首，到刑部报到，那能凭你袖子里一张纸，就可以‘钦此，钦遵’的？”

这番回答未终，袁世凯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纵的本领，还差人一大截，眼看狂飚大作，倘不赶紧落篷，便有覆舟灭顶之危！

“大帅！”他气急败坏地说，“世凯效忠不二，耿耿寸衷，唯天可表。大帅如果误会世凯有异心，世凯只好死在大帅面前！”

说到这里，痛哭失声。且哭且诉，说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见三次，三次皆是偌大殿廷，唯有君臣二人的所谓“独对”。第一次是八月初一，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当天就有“开缺以侍郎候补”的上谕；第二次是八月初二，皇帝曾问到外洋的军事。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天。八月初三，荣禄曾有电报到京，说英国和俄国已在海参崴开仗，大沽口应加戒备，催袁世凯立即回任。而就在这天晚上，谭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访，要求他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同时表示，皇帝将在八月初五，再度召见，有朱谕当面交下。

“一看朱谕，世凯吓得魂飞天外，恨不得插翅飞回天津。

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

“好了，好了！”荣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有话明天再说！”

说完，将茶碗一端，门外遥遥注视的听差，拉起嗓子高唱：“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