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刺马案 各方反应

马新贻遇刺后,江宁将军魁玉用六百里飞驿紧急驰奏朝廷。奏折送到北京后,十五岁的同治皇帝看了大惊失色,深感骇异,将这一事件比喻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武元衡,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清雅俊逸如鹤,有唐朝第一美男之称。曾任西川节度使,与名妓薛涛交好。薛涛所得“女校书”的称号,就是他向朝廷奏请所得。唐宪宗时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早朝时,为藩镇派遣的刺客暗杀,号称“唐朝第一惊天大案”。次日,清廷连发了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在设立军机处的同时,还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与“明发”相对应。所谓“明发”,是指皇帝的谕旨由军机处代起草后,先经过内阁,次及于部院,层层下发,无须保密,称为“明发”。而对于需要保密的谕旨,则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本处密封后,直接交给兵部捷报处,用寄信的形式发出,直达收件人,称为“廷寄”(又称“寄信”)。“廷寄”的内容一般均为机密要事,下发时,根据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快几种。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封口处盖有军机处的印信,封函的表面均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廷寄”制度的建立,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同时,也使得皇帝摆脱了内阁的约束,使皇帝的意志可以毫无阻碍地直达地方。因一件事一天之内连发四道谕旨催办,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四道谕旨的口气越来越严厉,可见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非同一般,怀疑张文祥背后另有主谋。

四道谕旨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道——重新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这是恭亲王奕?的意思。第三道给安徽巡抚英翰的密旨也不容忽视。英翰是满人,不属于湘军一系,而且他本人与马新贻交好,可以说,是目前朝廷在两江唯一信得过的实权人物。秘密交代英翰加强防务,实际上就是预防兵变。可见从一开始,湘军就已经被朝廷放到了怀疑的天平上,现在就要看曾国藩的反应了。

对于曾国藩,执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都对他没有任何好感。曾国藩之掌握兵权,得力于咸丰朝御前大臣肃顺的倚重和推荐。尤其是后来曾国藩得到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全仗肃顺的居间运作。说肃顺对曾国藩有莫大的知遇之恩,一点也不为过。

恭亲王奕?一向与肃顺不和。奕?为咸丰皇弟,才干过人,差点被道光皇帝立为皇储,所以一直被兄长猜忌。咸丰登上皇位后不久,勒令奕?退出军机处,改由肃顺取而代之。咸丰皇帝重用肃顺,明显有牵制奕?的意思。奕?与肃顺从此成为冤家对头。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后,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是为同治皇帝。以肃顺为首的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受遗诏辅弼幼主,掌管朝政。奕?在皇族宗室中名望最尊,竟然无缘于辅政大臣之列,由此势必要与肃顺等人展开一场权力之争。

而慈禧太后与肃顺的恩怨,则更加是你死我活的局面。昔日汉武帝临死前担心“主少母壮,女主干政”,处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肃顺曾经以此故事游说咸丰皇帝除掉载淳生母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咸丰皇帝一时心软,未能下手。后来慈禧太后知道究竟后,恨肃顺入骨,务必除之而后快。

而肃顺之前曾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得罪的人不计其数。戊午科场案中,力主将主考官、大学士柏葰斩首;又弹劾户部宝钞处与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缘为奸,交通舞弊,籍没官吏、商人数十家。他为人刚硬,办事不讲情面,加上恃宠而骄,目中无人,引起不少王公大臣的嫉恨。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相投奔到恭亲王奕?或是慈禧太后门下。其中,就包括手握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和兵部侍郎胜保。

咸丰皇帝临死前虽然将朝政交给肃顺等八名辅政大臣,但为了防止重新出现清朝初年权臣鳌拜欺君专权的情况,又分授私章“御赏”和“同道堂”给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实际上是给了小皇帝载淳,但由懿贵妃掌管),即后来的慈安和慈禧太后。这两枚私章作为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下达诏谕,必须有二章为印讫。由此杜绝了权臣专政,却也撕开了后宫女人干政的口子。慈禧太后时年二十五岁,没有年轻守寡的悲痛,反而野心勃勃,不甘心朝政大权落于肃顺等人之手。刚好此时御史董元醇上疏,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慈禧太后也一心想效法古人,垂帘听政,遂联合慈安太后,努力与肃顺八大臣及恭亲王奕?争权。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肃顺八大臣,要求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勃然抗论”,并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双方争论激烈,吓得同治小皇帝啼哭不止,以致“遗溺后衣”。这便是清朝著名的“垂帘之争”。最后,肃顺等以祖制无垂帘之礼为理由,驳回了董元醇的建议。但慈禧太后并未善罢甘休,开始在朝中寻找新的联盟力量。

就在慈禧太后、肃顺八大臣以及恭亲王奕?三方明争暗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肃顺心腹幕僚王闿运写信给曾国藩,劝他与肃顺联手,率湘军入北京,阻止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曾国藩表面对这封信没有作出回应,但内心未必没有大起波澜。

就在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主动联合恭亲王奕?,在北京发动了辛酉政变,抢先逮捕以肃顺为首的八名顾命大臣。慈禧太后本想以贪污罪置肃顺于死地,不过抄家时才发现肃顺各处家产加起来不到二十万,连恭亲王奕?的十五分之一都不到,最后不得不定了个“假传圣旨”的罪名。八名顾命大臣中,肃顺处刑最重,被立即押赴菜市口斩首,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被迫自尽,其余人则被革职。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由于慈安太后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慈禧太后一人之手。自此,这个少年丧父、青年丧夫的女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之后长达四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中,她还将经历中年丧子、晚年丧国的不幸。

墙倒众人推,肃顺败亡后,僧格林沁趁机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的败绩诿过于肃顺。曾国藩对此十分不满,慨叹说:“天下无真是非。”以他阴冷虚矫的性格,加上为人之谨慎,出此言语十分罕见,可见他对肃顺并非如传说中那样没有任何感情。

咸丰十年(1860),英法两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掠夺更多的特权,开始积极筹备侵华战争。当年春天,英法两军陆续开到中国。六月中旬,英法联军舰队两次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当时,清朝负责天津一带防务的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将全部重兵布置在大沽,在北塘一带只埋设了一些地雷,没有布置任何防务。此情况被先期到达渤海湾刺探清军情的俄使伊格纳切夫得知后,密报给英法联军。于是英法联军决定自北塘登陆,再抄袭大沽炮台后路。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顺利登陆北塘,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大沽炮台立即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七月初三,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镇守北岸炮台的清直隶提督乐善率守台将士顽强抵抗后,全部壮烈殉国,北炮台最终陷落。驻守南炮台的僧格林沁见大势已去,率部撤往天津。直隶总督恒福在英军的威胁下,将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拱手交给英法联军,自己也逃回天津。僧格林沁撤回天津后,认为天津“较之大沽,不啻天渊”,更难扼守,于是将天津炮台大炮拆下,连夜运回北京,小炮及绿营官兵则撤至通州。此举相当于将天津拱手让给了英法联军。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入驻天津,因与清廷谈判无结果,又继续向北京逼进。咸丰皇帝一面派人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防堵。谈判破裂的当日,僧格林沁兵败,通州失陷,英法联军继续向西推进。八月初八,咸丰皇帝自圆明园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抵达北京城下,负责防卫的僧格林沁不战自溃,退往西郊圆明园。英法联军尾追不舍,于次日占领圆明园。在进行大肆抢掠后,侵略者放火焚烧了这座世界名园。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不遗余力地铲除肃顺党羽,对肃顺一手扶持的曾国藩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当时湘军势大,清廷又需依赖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是以慈禧一直对曾国藩和颜悦色,除了示好笼络外,别无他法可想。

慈禧太后派人抄肃顺的家时,发现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全国各地官员与肃顺的往来书信,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等地方政要无不在其中,却偏偏没有曾国藩的。之前肃顺当权时,幕府中有著名的“湖南六子”,其中的王闿运更是与曾国藩交情匪浅。而肃顺“平日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曾国藩)之识量”。这样一个被肃顺经常挂在嘴边的人,却没有一封往来的书信,这是相当可惊可怖的,若非深谋远虑、心机深沉之人,绝难做到。虽然曾国藩由此摆脱了与肃顺的党朋瓜葛嫌疑,但其心计与远见,无疑更让慈禧太后耿耿于怀、坐立不安。后来慈禧太后调曾国藩到直隶、派马新贻到两江,表现得迫不及待,就是不安的明证。

除此之外,清朝自立国以来,便严格防止汉人掌握实权。后来虽然不得已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官员,清朝显贵心底深处却依旧是汉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使用、不可信用的观点。尤其是对坐大一方的曾国藩,其人有野心独步天下的谣言不绝于耳,怎么能令慈禧太后睡得安稳?正因为她费尽了心机,好不容易才将曾国藩这条潜龙从两江的深海中捞出,搁置到了直隶的浅滩上,但现在又要重新放龙入深海,这又是什么道理?

马新贻遇刺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慈禧太后刚刚丧母,正处于悲痛之中,身体也不是很好,政事由恭亲王奕?处理。奕?与慈禧当时正处在面和心不和的时期,他也知道马新贻是慈禧心腹,负有追查太平天国宝藏的秘密使命,因而不敢多说马新贻一案,只是提议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兰儿,最初以秀女身份入选进宫。她父亲长年在南方为官,那拉氏自幼随父亲生长在南方,擅长唱南方小曲,由此得到咸丰皇帝宠幸。咸丰五年(1855),时为懿嫔的那拉氏“遇喜”(即怀孕),咸丰皇帝欣喜若狂,破例下旨允许那拉氏之母入宫。那拉氏之母入宫照看孕中之女开了清代宫廷先例,后来更被写进《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遇喜》一条:“内庭位有生母者,许进内照顾。”以奕?的才干和眼光,自然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关键——他知道被裁湘军流落在两江,多有不法之事,而马新贻赴任两江后认真办事,得罪了一大批湘系的人。马新贻之遇刺,湘军决计脱不了干系。以两江眼下的局面,只有曾国藩回任,才能镇抚得住。

当时曾国藩正在天津处理教案,对洋人卑躬屈膝,杀害中国无辜良民取媚外国,身败名裂,被国人称为“卖国贼”,已经到了千夫所指、众口唾骂的地步。就连一向以出了曾国藩为傲的湖南同乡也将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砸烂焚毁,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以此来表示对其人卖国的鄙夷和唾弃。

自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了教堂。这种靠侵略强行进入的外来事物,在很长时间内都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抵制。尤其是教堂长期以来不断强占民田,拐骗人口,声名很差,更加引发了民众的怨恨。同治九年(1870)五月,设置在教堂附近的育婴堂突然离奇死了三四十名婴孩,教堂偷偷外运尸体时被民众发现,引发了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天津不断有用迷药拐骗幼童的事情发生,传说与教堂有关。五月二十一日,拐骗犯武兰珍在用下有迷药的红薯糖诱骗幼童时,被民众当场抓获。武兰珍被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门,知府张光藻本不想问案,但见民众群情激奋,不敢不接,只好当众讯问武兰珍及一干证人。武兰珍供出了迷药来自天主教民王三,所拐骗的幼童均交给了育婴堂,王三付给报酬洋银五元。又有亲眼看见死婴尸体的证人说尸体胸膛尽开,心肝俱无,眼珠也被挖去。张光藻怀疑有人借机煽动民心,造谣闹事,但还是同意去找洋人对证。随后,天津知府张光藻与天津道周家勋联名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让他们交出罪犯王三,但是遭到了拒绝。五月二十三日,张光藻、周家勋带着武兰珍和人证来到育婴堂对质。结果,育婴堂里没有王三这个人,武兰珍在法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指责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张光藻和周家勋只好当场向法国人赔礼道歉,讪讪而退。官府退走后,民众依旧愤愤不平,与教士发生了口角,继而演变成互殴。法国领事馆离教堂不远,领事丰大业(Victor Fontanier Henri)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不愿意事态扩大,装模作样地派了几名官弁应付了事。丰大业十分不满,带着秘书西蒙(Simon)闯入崇厚的衙门,向崇厚开枪恫吓,幸好没有射中。回去的路上,丰大业刚好遇上闻讯赶来的天津知县刘杰一行。暴怒下的丰大业二话不说,拔枪就射,结果打死了刘杰的随从高升。周围的民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当场将丰大业及西蒙打死,接着鸣锣聚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先后打死二十名外国人。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联衔向清廷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进行战争威胁。清廷先是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又改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国藩、李鸿章判处中国民众二十人死刑,缓刑四人,二十五人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也被革职遣戍,向外国赔款白银四十九万两,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赔礼道歉。其实,曾国藩之前主持平定太平天国时,就曾在日记中相继记载了其处理洋务时的主张:“此前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帮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军和捻军。二者皆有德于我。中国不宜忘其大德而计较小怨。”在他看来,英法联军打入北京烧杀抢掠,仅仅因为没有推翻清廷,就是大德。而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过是小怨而已。

在这样的思想原则指导下,曾国藩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腰杆子就没直过,天津教案只不过是他主张的一个小小体现而已。不幸的是,国人终于在这次教案中看清了他的嘴脸,他本人靠平定太平天国积累起来的声名,最终在这次教案中毁于一旦。

更令曾国藩忧心的是,天津教案其实是因谣言和起哄产生的暴力冲突,之所以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有直隶提督陈国瑞在其中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因而这件事还不仅仅是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外交纠纷这么简单。陈国瑞当时正受醇亲王奕(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绪皇帝生父,福晋为慈禧亲妹)宠信,风头极劲。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湖南常德人,于2007年病逝于美国,享年九十五岁)在其著作《晚清宫廷实纪》中指出:天津教案实为醇亲王奕指使与曾国藩素有积怨的陈国瑞所为。自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捻军杀死后,八旗子弟自动集中在醇亲王周围,意图恢复昔日八旗劲师雄风,与湘军、淮军抗衡。醇亲王甚至还与僧格林沁的儿子布颜纳谟诂结成了儿女亲家。醇亲王策划天津教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击曾国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须常驻天津办理洋务)。而醇亲王背后的支持者,自然就是他的妻姐慈禧太后。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年时曾被太平军掳为童子军,后改投湘军将领黄开榜,被黄收为义子,因骁勇善战、性嗜杀,成为轰动一时的勇将。陈国瑞有一句名言说:“战要战得稳,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紧。”后加入僧格林沁部,极得信任,与僧王情若父子。僧格林沁被捻军杀死后,身负重伤的陈国瑞本已侥幸逃脱,闻讯后又冒死潜回,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背上,昼伏夜行,七天后才回到军营,在当时传为佳话,因而“僧战死,从将多获罪,国瑞以骁勇独留军”(吴相湘:《近代名人小传》)。不过陈国瑞为人桀骜不驯,喜鸦片,好美色,加上自恃功高,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且不约束部下,时常与友军争夺军饷枪械,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多有冲突,因而总被这些重臣刻意压制。后来他出钱助修黄鹤楼,拟一对联道:“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时人均不解“白云”之意。陈国瑞自己解释说:“君未读唐诗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比安禄山,非其可杀者乎?”(清王之春:《椒生随笔》)有一种说法,陈国瑞笔下的“白云”即是指曾国藩,以致一度传出他酒后持剑追杀曾国藩的故事。事见清人吴光耀所著《华峰庚戌文钞》。吴光耀为湖北人,与陈国瑞同乡,曾在四川为官。《华峰庚戌文钞》主要是记载同治、光绪年间名将轶事,对曾国藩等湘人多有责言,而为鄂人鸣不平。就在同治八年(1869)的七月,也就是刺马案发生整整一年前,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安德海奉差出京,到处招摇滋事,被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后就地正法。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朝中另一主事者恭亲王奕?针对慈禧太后所为。安德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昭显了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孤立。自那以后,这位秀女出身的太后开始全力扶持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意在与恭亲王和汉人重臣抗衡。有了慈禧太后的庇护,醇亲王为所欲为;有了醇亲王的支持,陈国瑞也敢在直隶境内兴风作浪。后来法国人查清天津教案跟陈国瑞有关后,要求曾国藩交出陈国瑞,态度坚决而强硬。而曾国藩明明痛恨陈国瑞这种人,却因为深知其背后有人,不敢得罪不说,反过来还要在洋人面前全力斡旋维护,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正因为天津教案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从一开始,曾国藩就知道这案子不但是针对他,还要他本人来背这个黑锅。内外交困下,如同多年前战败于太平天国、几欲投水自杀时一样,曾国藩再一次有了强烈的挫败感,沮丧地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据说正好到了“耳顺之年”的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甚至催促儿子赶紧为自己准备棺材。而在天津教案后不久就发生了刺马案,这显然不是巧合,二案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必然有连带关系。

马新贻被刺的消息就在曾国藩最焦头烂额的时候传到了天津,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平心而论,曾国藩确实不喜欢马新贻,但毕竟大清总督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是前所未有的事。以他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十几年,以他经历的种种官场黑幕,他深知此案绝非一般凶杀案件。其中的玄机是什么?背后又有什么阴谋?为什么朝廷偏要他处理这等棘手之案?

马新贻的死亡带给曾国藩的苦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连续几天,他夜不能寐,成天阴沉着脸,许多时间都是一言不发地呆坐。思前想后,曾国藩决定不趟这摊浑水。于是提笔上书,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回任两江总督。清廷的答复很快回来了——曾国藩必须赴两江之任,直隶总督由李鸿章接任。很简单,很干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李鸿章也在这个时候写信来安慰曾国藩,其中尤其提到了刺马一案,说:“谷山(马新贻的字)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毫不迟疑地表达了对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的震惊。但紧接着又立即说:“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一方面是劝曾国藩赶紧回任两江总督,另一方面也是交底,表明自己对两江绝无染指之心。这两句话紧连在一起,实在耐人寻味。

不过安慰归安慰,精明的李鸿章并不想真正去帮助恩师曾国藩解决烦恼,他甚至在这个时候玩起了“痞子腔”(安徽话,意为耍流氓手段)。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正备受天下人唾骂,李鸿章担心自己卷入其中后也会受到时论的谴责,因此在到达直隶边境后便借口肝病复发停了下来,一面写信给曾国藩,表示支持曾“拿犯”,另一方面又公开表示要等恩师将天津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到天津接任,以免“初政即犯众恶”,意欲等曾国藩收拾好天津教案的乱摊子后再说。昔日曾国藩曾对李瀚章(李鸿章亲兄长,曾国藩亲信)评价李鸿章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在玩弄手段方面确实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曾国藩虽然失望,却也无奈,只好将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定拟上奏,自己背了黑锅。

但曾国藩也是老奸巨猾之辈,他虽然被迫接任了两江总督,但却故意拖延时间,正好以等待李鸿章来天津交接为由,迟迟不动身南下。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他才动身离开天津,不过也不是南下两江,而是前往北京。显然,曾国藩此举旨在刺探朝廷对马新贻被刺一案的态度。

九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次日早朝时,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皇帝和慈安太后都没有说话,只有慈禧太后问了几句关于身体和病情的话,无关痛痒。正当曾国藩纳闷之时,慈禧太后终于提到了马新贻,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道:“此事甚奇。”慈禧太后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马新贻办事甚好。”曾国藩回答说:“他办事和平精细。”本来以为还有下文,不料慈禧太后突然挥了挥手,叫他跪安退出。

九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又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曾国藩竖起耳朵也没有听到“马新贻”三个字,慈禧太后只是问到他何时启程前往两江,隐隐有催促之意。但曾国藩依旧模棱两可,逗留于京师,迟迟不肯动身。

十月初六,终于有军机大臣前来传旨,催促曾国藩赴江南任。十月初九,曾国藩递折请训,传宣召见,奏对十数语。出乎他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再未提起任何与刺马案相关的话头。

此时,距离马新贻被刺已经有两个多月。与最初朝廷一日发四道谕旨追查马新贻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朝廷突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再未有催曾国藩办理马新贻案的谕旨。曾国藩先后在天津和北京逗留盘桓,有意拖延时间,朝廷也没有丝毫催促,任其耽搁。似乎曾国藩在试探朝廷态度的同时,朝廷也在试探他的反应。

曾国藩在朝中四处刺探,始终感到朝廷似乎对马案并不关心。这实在是令人费解,马新贻作为慈禧太后心腹被派往两江,却莫名其妙地死在当地,朝廷明明该大加追索报复,却为何没有要将案子查到水落石出的意思?不过,既然朝廷是这样的态度,他曾国藩也不会自找麻烦,非要去追查到底,而是马马虎虎过去就行了。但明里对朝廷可以这样敷衍了事,暗里对他自己还需有个交代,他个人实在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能在戒备森严的校场将封疆大吏一刀杀死。思考了很久后,他给驻扎在江宁的心腹彭玉麟写了封信,让他先秘密查访事实真相。

曾国藩在京师时,刚好赶上他本人的六十大寿。一时间极为热闹,同治皇帝亲笔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慈禧太后御赐蟒袍、如意等贺礼,荣耀无比;军机处在法源寺设盛宴为曾国藩祝寿;湖南同乡则在湖南会馆为他祝寿。

觥筹交错之中,醺醺然之际,曾国藩似乎又回到了昔日幕下宾客如云的日子,回到了昔日从太平天国手中夺回南京的时候——那个时刻,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最辉煌的时刻,写有“曾”字的旗帜飘扬于大江南北。连一向出言谨慎的他也得意得忘了形,高兴地说:“长江两岸,无一处不张鄙人的旗帜。”

他又想起了那个他为之欣赏又为之惋惜的忠王李秀成。此人确是个人才啊,太平天国中无人能及。据说曾经有不少太平军将领力劝李秀成自立,取代天王洪秀全,但李秀成勃然大怒,还写了两首诗抒发胸臆:举觞对客且挥毫,逐鹿中原亦自豪。

湖上明月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

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

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

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

万里江山多作垒,百年身世独登楼。

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

如此有慷慨气概的一个人,也算有情有义的英雄人物,可惜偏偏加入了太平军。当初南京克复,李秀成被俘,曾国荃用刀子割其臂肉、股肉,也未能使其降服。最后还是他曾国藩出面劝说,李秀成这才俯首,并于囚笼中写下万言《自述》,对他曾国藩极尽吹捧之能事,那可是令他极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不少人劝他曾国藩自立为帝,于南京城头易帜,他不是没有动过心,可当他再一次读李秀成的《自述》时,他恍然明白了,这也许正是李秀成所期待的——他率湘军揭竿而起,与清廷对抗。无论谁胜谁负,都是间接给太平天国报了仇呀。

因而,当他的心腹爱将彭玉麟将劝进的书信转交给他之时,他立即将书信一口吞下,不悦地说:“雪琴(彭玉麟的字)如此试我,其心可诛。”最终令他遽然而醒的是李秀成,而并非旁人。“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说得真好啊。

一切都远去了,李秀成早已经被他杀了,他早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再无能力行非常之事,可朝廷为什么还是对他放心不下呢?这次调他回任两江总督,是不是朝廷已经怀疑到湘军的头上?他的这次回任,到底是祸是福?

曾国藩六十大寿之后,当年十月十五日,曾国藩终于离京起程南下,闰十月二十日才抵达江宁。此时,离马新贻被刺已经五个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