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部和江西一部。这是他起义以来占地最广的一次，按理他该以此为根据地，以图霸业。

然而，此时李自成已横扫北中国，北京指日可下，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自成的卧榻，以待将来。

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就帝国而言，四川僻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天险。蜀中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可立国图存。

张献忠是个勇于决断的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他率全军溯江而上，沿巴东、巫山、奉节一线进入四川，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于是便有了重庆之战。

破城之后张献忠部的作为，史书上只有简单扼要的寥寥几笔：“重庆城陷，（明宗室瑞）王被执，夫人、世子，阖门自尽。”“大杀”，“自瑞王以下，死者万人”，“贼断军士臂三万七千人”。

和平时代的人们也许无法通过这寥寥二十几字感受彼时重庆人在劫波中遭遇的恐惧和痛苦。古往今来，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战争中的某些内容不过是毫无新意的重复，比如火灾、屠杀、妇女的罹难。数年之前，张献忠攻破安徽庐州城（今安徽合肥）时，城中一位叫余瑞紫的读书人曾在文章中记载了张部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借用余瑞紫的这些记载，了解那个时代“城破”这两个字对百姓意味着什么——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张献忠部转掠安徽。

五月初六日，天还没亮，安徽庐州城内忽然鼓噪大起，人民骚动。原来张献忠部已在市民睡梦之时突袭攻破了庐州城，街上不断驰过张军的马队。余家上下顿时乱成一团，七嘴八舌讨论怎么办。余瑞紫回忆说：“我母亲说：‘你快跑，别管我！’老婆也叫道：‘快跑，别连累你！我不过一死！’我于是和二弟一起离家逃跑。”

灾难到来之时，与西方人妇女、孩子优先相反，在生活中牺牲惯了的中国女人会一如既往地将活的机会让给男人，而中国男人则当仁不让，清人王秀楚撰《扬州十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余瑞紫与弟弟跑了。“到鼓楼南街，街上人已挤满了。往南走，南边是张献忠的士兵，往北跑，北面也已经被张军把守。人们两头乱窜，如鱼游釜中，二弟和我此时失散了。我见街边一户人家门虚掩着，就钻进去，钻到了这家卧室床下。这时，又有一个人也在慌乱中跑进了这个院子。后面紧跟着一个张军。那个人吓得要死，浑身发抖，幸那个军人对他说：‘你不用怕，不杀你，吾们老爷要吾们来安抚你们。’”

余瑞紫闻听此言，想既然他们不杀人，不如出来，要不然一会儿军人搜完了东西放火烧屋，自己反倒无处可逃。于是，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

那个军人在院里找到了两头大驴，命两人牵着，到十字街去搬东西。路上经过一家门口，有一个老人守着门。军人问他：“家里有牲口吗？”老头回答：“没有。”军人挥刀，把老头劈头砍死。进院搜寻，果然没有牲口，只搜出了一大堆绸缎衣服，放在驴背上驮着，来到西门外放下。余瑞紫又被军人押着回城内去找酒。

路上恰路过余家，余瑞紫“从火巷中一望，只见老祖母还扶着后门框站着往外看，我也不敢和她打个招呼。这时，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尽节自沉于水塘中，我老婆也跳到塘里，所幸没有没颈，头掩在浮萍之中，得了一命。我弟媳妇周氏晚了一步，刚刚跑到塘边，就被进院来的张军扯住，周氏尽力挣扎，被张军一刀砍在脖子上，昏厥过去。刀砍得不深，没有砍断喉咙，迁延到第二年六月才死去”。

妇女的大量死亡是东方攻城战争中的固定情节。她们的自觉性也一再令人惊讶。她们壮烈得懦弱，高尚得简单。

余瑞紫抬着酒坛，路过回龙桥巷。“到赵家塘石台砌边，只见满塘妇女，有淹死的，横尸水面，也有许多没死的，在塘中半浮半沉。台砌上还站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少妇，犹豫着不敢往下跳。看见我们过来了，那少妇才要往塘里奔。押我的军人上前一把扯去要带走，妇人大哭挣扎。老妇人战战兢兢地从旁劝道：‘千岁爷爷叫你去，你就去吧！’妇人越发大哭不去。”

余瑞紫大着胆子上前劝这位军人说：“老爷，这么偌大一个城，还少这么一个女人？这水淋淋的要她做什么？”这位军爷心肠不错，放过了这个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