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任意摧残:对知识分子的软硬两种手段 第五节 随心所欲杀文人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

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以“吴中四杰”为代表的诗人作家外,明初还有一批最有才华的著名学者,被召集参与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后,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惨,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寻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除此之外,还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蒉,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朱元璋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朱元璋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株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缢于夔州。

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至于那些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吓破了胆。有个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说:

新淦有诗人邓伯言,宋潜溪(濂)……以诗人荐之。廷试“锺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锺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说,朱元璋读到他的两句诗,大为激赏,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却以为是皇上发了脾气,当然就吓晕了过去,太监把他弄出东华门才苏醒过来。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