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死亡旅行

本来蒋介石还想支持傅作义继续进攻商都,以端掉伪蒙军老巢,但因阎锡山态度消极,加上突然听说西安不稳,他决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抚东北军。

他没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会是一次差点永远买不到归程票的死亡旅行!

这场大戏的主角先后有好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人生是多么诡异,两个“九一八”,把张学良的命运分割成了两处。

1930年的“九一八”,东北军以调停为名入关参战,张学良因功被授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且坐拥华北、东北两大地盘,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风光无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却蒙羞失地,不仅丢失东北,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声誉降到冰点。

如果前一个“九一八”算成功日,后一个“九一八”却是标准的耻辱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从那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着跟头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弃东三省,退入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战而弃锦州,至此,不到半年,关外三省一区皆丧于敌手。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前后不到十天。

再然后,关东军逼近长城,继东北之后,华北也摇摇欲坠。

在内战之中,他曾是多么精明且敢作敢为,以至于连冯玉祥、阎锡山这样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这个毛头小伙面前。

可是在外战中,他又表现得那么怯懦和无能,以至于105个守备队员可以攻破北大营,120多个骑兵也同样能够占领热河省。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然而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棋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或者说,内战聪明,外战糊涂,几乎成为“九一八”之后挂在少帅身上的固定标签。

他仍然在继续沉沦。

长城抗战前后,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张学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没有人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能够保卫长城,所以海内外舆论鼎沸,纷纷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辞职出国的张学良,面临着的是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输得分文不剩。

东北之后,尚有华北,华北之后,终于没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几年,张学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变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于是他戒除毒瘾,打算东山再起。

1934年,张学良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张学良戒了毒,身体也得到恢复,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外战重又转向内斗,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暗斗——各个地方诸侯与蒋介石“合纵”、反“合纵”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重新受到重视,从出国时那个“不抵抗将军”摇身一变,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

说客是两广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仍只有与蒋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的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两广的敷衍之词。

两广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蒋介石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或华北。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蒋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蒋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舒服。

蒋张的关系也非常特殊。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对兄弟,但与黄郛的那种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蒋黄都有过共同理想,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蒋张则不然,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更合适。

不过他们这种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远超他人。那么多盟兄弟,冯玉祥反蒋,李宗仁反蒋,可以说,在蒋介石称王之后,就没有不反他的。

与冯、李相比,张学良过去不仅有改旗易帜和入关拥蒋的功劳,而且还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地方诸侯,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拥蒋的模范。

蒋张之间,蒋为兄,张为弟,弟弟哪怕是犯过错误,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谅,更何况他曾经帮过你那么多次。

对盟弟能够戒毒并重新奋发,盟兄很满意。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并亲自调兵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声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蒋介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全面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蒋介石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蒋介石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去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夺回家园,另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张学良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蒋介石“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外人看的场面工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蒋介石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蒋介石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光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让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枝可依。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寇,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因为蒋介石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老老实实待在陕北继续“剿共”。更让张学良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刺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开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和内蒙古,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蒋介石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困难。

作为新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蒋介石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蒋介石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蒋介石的确盯上了他的西北。

蒋纬国在书中认为,他的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蒋介石又对陕西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北方抢占战略要点。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蒋介石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转变连横策略,与其他诸侯结成合纵阵营,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蒋介石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蒋介石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再趋紧张。

因为蒋介石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蒋介石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蒋介石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呼呼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阎锡山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主张,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只是这一次,毛头小伙终于输给了千年老狐狸。

阎锡山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阎锡山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进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至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露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学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况且福建周围已布满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虎城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当然也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蒋介石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都已感觉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时实行兵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