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而轻松。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蒋介石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问，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由于自己不能亲往，在经过同意后，宋美龄决定派洋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去西安打探情况。

端纳以前也做过张学良的顾问，经过这位老外的从中交涉，西安方面答应放人，不过放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扣押的人质之一——政府要员蒋鼎文，后者告诉大家：蒋介石还活着！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宋美龄的心仍然悬在那里：现在活着，不等于可以永远活着。

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一点的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苏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宁。

她准备再次去西安，但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又被拉住了，不过这一回并不因为她是“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恰恰相反，她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恢复到了“特殊国民”。

蒋介石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且无人敢得罪的第一夫人，岂能轻易犯险！

代宋美龄飞赴西安的，是主和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宋美龄的哥哥、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了不得，估计也要300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一个准第一夫人外，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他和姐夫孔祥熙不仅都被称为民国财神爷，还都以政治家的身份进入政府最高层，担任过行政院院长或代理行政院院长。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蒋介石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蒋介石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蒋介石极其头大。

蒋介石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翻来覆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账户上拨，汇到哪儿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蒋介石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像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账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如此一对比，蒋介石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义无价啊。

蒋介石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蒋介石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蒋介石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政治条件，蒋介石却推托说应交南京方面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蒋介石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蒋介石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立即和端纳一起返回南京。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得心头一惊。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不光会理财，同时也谙熟国情，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主战两派以及蒋介石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蒋介石也能因此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结成“三位一体”，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对于蒋介石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蒋介石本人，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他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蒋介石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蒋介石动笔给家人和国民各写了一份遗书，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寄子”。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和宋子文曾是一对铁哥们儿，他对宋子文说：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蒋介石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蒋介石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宋美龄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想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蒋介石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是不是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宋子文可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儿。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政治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蒋介石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的污辱！

在蒋介石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得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蒋介石都敢对着干，其他文武百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得罪过的人自然不少。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解决事变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蒋介石在他临走时说得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篡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蒋介石的原意。

在宋美龄之后，宋子文终于又再次拿捏住了“群儒”，主战派同意按其方案行事，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和谈不成，则对西安发起最后的总攻！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随同前往。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蒋介石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参与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可能，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儿。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空军之母的架势，告诫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时，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如果军队哗变，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像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学良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象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蒋介石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此时除宋氏兄妹代表的主和派外，第二股力量也早已进入了西安，而不管是主和派还是张、杨本身，若没有这股力量的合作，西安事变仍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宋美龄劝蒋介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证明消息确凿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象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期的蔡申熙死于一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蒋介石，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蒋介石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致，突然有人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20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蒋介石见面详谈。

可是蒋介石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蒋介石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蒋介石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芒万丈了。

看到蒋介石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蒋介石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蒋介石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蒋介石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蒋介石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蒋介石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蒋介石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荡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琢磨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蒋介石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宏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宏”字上面。

只有陷落底谷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