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烽火长城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起,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蒋介石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蒋介石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蒋介石“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新桂系将领都召到一起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新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日不是假抗日。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摆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蒋介石发出邀请函,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次,怎么轮也得轮到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无奈,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扛抗战这杆旗的,要不然,你就等着砸牌子吧。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极力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

日本方面则杀气腾腾。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他们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上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青年去白费口舌。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嘚不嘚。怎么样,“支那”有你说的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芒”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33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进入了战时体制,战争机器隆隆开动。

平津之后,香月继续进攻绥察两省,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经过南口。

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守南口者,为汤恩伯。

汤恩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

民国年间,“军事学东洋”潮得很,犹如现在的考托福雅思,拿着陆士文凭回来的,不说走路个个鼻孔朝着天,起码衣着得光鲜,有个“海龟”的样。

汤恩伯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海龟”,也许叫他土鳖都是客气的。这位仁兄是个黑脸大汉,天气热的时候,两只裤脚,一只包着鞋跟,一只卷到膝盖,活脱脱一个老农的形象。只有穿上军装,别人才会知道他是当兵的,而他又是一个邋遢兵,军帽、皮带、军服的颜色竟然还可以从灰到黄分出几个档次,那就表示,有的是刚刚洗过,有的已经好久没洗了,属于生人勿近类型。

兄弟是个粗人!

把汤恩伯往士兵堆里一扔,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官,而汤恩伯也确实经常把自己扔到兵堆里去。他闲下来不是正襟危坐地坐在大帐里,而是主动去找基层的兵吹牛,特别喜欢找号兵,因为号兵对下面的事情知道得多,也能吹,大家其乐融融,有什么说什么,时间长了,老汤遂有“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

汤恩伯原先驻防绥远,接到命令后,他便率自己的第13军火速往南口赶,可是在张家口被刘汝明给拦住了。

刘汝明不肯让他去接防南口:这是我的地盘,说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华北有如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可是南口近在咫尺,你却不得其门而入。

汤恩伯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给刘汝明跪下磕头,可是那个土霸王却始终不肯松口。

老汤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敌情战术问题,他当时不仅准备接防南口,还有进入华北援助第29军的计划。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让自己人给挡了道,而且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战场之上,时间是耽搁不起的,几天之后,平津便双双失守。

汤恩伯捶胸顿足,痛心之至,然而这些内幕又不能跟部属们多讲,那些拼命三郎几乎个个性如烈火,眼瞅着哥几个都是去为国效命,又不是夺人地盘,你给来这一套,立马拎着斧头去找刘汝明算账都有可能,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现在也哑巴了,即使亲近的人问起,老汤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打又打不得,过又不能过,后来总算找到了办法,却还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刘汝明的老长官是冯玉祥,开了这个后门,刘汝明才答应放行,就这样,老汤以堂堂中央军中将军长的身份,还不得不一路赔尽小心,唯恐刘汝明又忽然变卦。

南口为长城要隘,南京政府早就拨下专款给刘汝明,用于修建国防工事。可是汤恩伯到了南口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别说国防工事了,刘汝明连个棚子都没搭!

向南口发起进攻的是关东军第11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少将(陆大第24期)。

在此之前,铃木刚刚击败第29军,而按照陆士届次,他又要比汤恩伯高上一届,这个时候,学长当然不会把他的中国学弟当一回事。

战场之上,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著名兵学家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那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相当的资历,否则绝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当时的国内,黄埔生虽已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使用,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在国民党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于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老汤虽看似邋遢,不讲究,与一般的“日本海龟”迥然不同,可人家留学东瀛,却的确学到了点真东西。

第13军的武器装备并不算好,所配备的山炮迫击炮根本无法与铃木旅团对抗,汤恩伯就采用反斜面战术,你轰,我就躲到山背后去,等你不轰了,我再出来。

反斜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战术,一般讲山地战,都会用到,然而当时很多中国的草根将领并不清楚,导致许多时候都在白白挨人家炮弹。

光会照搬教科书,那还不算什么,假如老汤只会这一招,就不可能在陆士毕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

善打运动战,是他在用兵上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山地战和阵地战原本与此无缘,但正所谓兵无常形,你想“运动”,就总能找到机会。

白天不行,我晚上打。

老汤从各支部队中抽出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白天钻高粱地,晚上出来四处“运动”。

这种变幻莫测的打法让铃木相当困扰,他曾担任过陆大教官,可是翻了半天教科书,也没搞清楚对手的战术究竟出自于书上的哪一章哪一条。

其实汤恩伯的运动战术并没完全脱离他在日本的所学所知。

日本人的战术思路主要来自于德国,喜欢迂回包抄,攻人不备,而老汤只是在此基础上运用得更加灵活而已。

在扼制住铃木的进攻之后,他还要转入反攻。

电话急召罗芳珪。

罗芳珪不过是个团长,照理上面还有旅长师长,身为军长的汤恩伯只要下个命令即可。

但使用千里马是不一样的,必须特殊对待。

在老汤眼里,罗芳珪毫无疑问是匹千里马,也是此次反攻获胜的最大保证。

罗团长,我对你完全放心,完全相信!

我有一言相赠: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好汉倒在阵地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罗芳珪立刻率先杀了出去,并且锐不可当。

两千多人,打到仅剩四百来人,他自己也受了伤,由于通信中断,后方一度还以为这位勇将已经在战场上“光荣”了。

铃木没想到对手反击如此犀利,本能地想往后退上一步。

可是回头一看,惊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汤恩伯已抄到背后,把他的后路给切断了!

学长不知所措,学弟就笑了:运动战,还是不能脱离迂回包抄的老底子啊。

你目中无人,攻得太急,前后就严重脱节了,要不然我如何能找到机会断你后路?

铃木哑口无言。

这才发现老汤的厉害,然而已经晚了。

本来想攻南口的铃木自己却被围了起来,而且所有粮食弹药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只好使尽浑身力气往外突了,可是突围并不容易,因为第13军虽然武器一般,但实在很能打。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13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实在耐不住,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日军军官看到山上冷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个分明,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毙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13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铃木旅团在南口战役中的战死战伤人员,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都是陆士的,你还比他高一届,怎么就整他不过?

高一届不行,那就另选一个高两届的吧。

香月这回中意的是刚刚出任第5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陆大第28期)。

板垣的陆士届次为第16期,正好比汤恩伯高两届。第16期在陆士历史上很不一般,土肥原、冈村宁次等所谓的日本第一流名将都毕业于这一期,因此也被称为“荣耀的第16期”。

从长相上看,板垣属于那种脑袋大脖子粗的类型,不过他既不是老板也不是火夫,而是一个战场狂人。19岁时,他在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一听到枪响,便哇哇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结果老毛子的一颗子弹毫不客气地从他的小腿上穿了过去。

受了重伤之后,这哥们儿仍不肯罢休,结果最后还是被其他人生拉硬拽下去的,从那时候开始,板垣就在军界树立了胆大凶猛的形象。

日本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华北当特务时却败在了黄郛手下,而且还败得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有胆,亦须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做师团长了。由于板垣的关系,在他任职广岛第5师团师团长期间,该师团也被人们称为板垣师团。

板垣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果非铃木可比,倒不是说他的兵书战策一定比铃木强上多少,而是他更“知彼”。

作为“中国通”,北方地理曾是板垣关注的重要目标。尤其他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曾以考察为名,深入平绥铁路沿线仔细考察和研究过这里的地理环境,并由此画出了可用于实战的军事地图。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得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抄的也得用去白银40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嗟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南口战役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地图,竟然出自于前清光绪年间,距现在整整40年了!

更为糟糕的是,清朝的先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这种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就这,还不是每个军官都有,必须是团长以上!

与“长江万里图”相比,板垣考察并绘制出来的地图却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画出来以后,印发给师团的每个军官,连中队长、小队长这样的角色都人手一份。

汤恩伯虽精于战术,然而在“知己”上甚至还不一定超过人家板垣,如此打仗岂能不吃亏。

几个回合之后,汤恩伯力战不过,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老汤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人已瘦得像鬼一样,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身体仅剩下了皮包骨头。

“壮汤”变成了“瘦汤”。

他一刻不停地吸烟,始终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前清版的老地图,一部电话。

他要继续咬牙苦撑。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要想多守哪怕半日,唯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说回光返照,是因为一个完整的第13军已经快打光了。

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视察,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要打,总得有人。汤恩伯问担任前敌指挥的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钻在居庸关的山洞里,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安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性命不保。

第13军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你那里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汤恩伯此前把预备队都派了出去,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他默默无语,把身边的兵也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军长。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后,他唯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苦守终于等来了增援,但这些援兵的质量差次不齐,有好有坏,有高有低,很容易被进攻对手找到破绽。

破绽一出,缺口立开。

此时汤恩伯最需要感谢的人是阎锡山,后者将晋军战将陈长捷派至居庸关。依靠陈长捷的及时出击,才算是把口子给堵住了。

在汤恩伯出征前,蒋介石曾给了他一个坚守的期限:至少十天,多则半月,以待重兵相援。

这个重兵指的是卫立煌和傅作义,但半个月过去了,他们仍迟迟没有现身。

卫立煌第14集团军要从华北赶来,由于平津已被日军占领,坐不了火车,只能翻山越岭,导致沿途行军非常困难。

老傅倒就在绥远,但他也迟到了,而之所以迟到,则是因为需要腾出时间,以扫除身边背后的各种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商都。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乃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在斩获商都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第二个隐患却是刘汝明。

刘汝明小名“呆子”,现在这个呆子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刘汝明置身事外,一个不小心让日军占领了张家口,把门一关,我们在居庸关的岂不全要给一网打尽了?

因此之故,傅作义必须把刘汝明给弄到战车上去。

刘汝明并不是真的呆子,他装傻充愣,甚至不让别人接防,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老傅亲自到张家口找刘汝明,告诉对方一个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由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蒙疆兵团(东条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此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傅作义让晋军大将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在后方部署妥当之后,傅作义才从张家口赶到居庸关前线,向汤恩伯宣布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携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汤恩伯听后大受鼓舞。

大家身为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他的话绝不会是忽悠。

我们不光是守住居庸关,眼瞅着还要实现大翻盘,干掉板垣,夺取南口!

老汤激动之余,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然而关键时候,败事的人又出现了。

当初萧振瀛在留下的“锦囊”中说得很清楚,要让刘汝明殿后,除了保住察哈尔外,必要时还能增援华北。

事实上,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也的确是这么布阵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宋哲元并不知道,他所冀望的“出南口”,其实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不仅拒绝汤恩伯进驻南口,他自己也是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还是私心作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上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得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轨,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刘汝珍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为了自保,呆子也耍起了小聪明。

没钱买武器,他便出“巧计”,想着法占日本人的便宜。

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李守信的武器,都不是直接运去张北,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提成”。比方说,李守信原本可以收到1.2万支枪,生生便让刘汝明去掉零头,给截留了2000支。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我真是太有才了!

他却不认真想一想,那么精明的日本人,会让你白捡便宜吗?人家才真正用的是计,那一点点小便宜,只是为了让你以后吃大亏,上大当。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了,抗日烽火烧得如火如荼,他竟然还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当时华北已经那个样子了,张家口这里却还是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街上人来人往,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傅作义苦口婆心,然而他人一走,刘汝明仍然敷衍了事。

让他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还把主力调到察南,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搬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弄小聪明,指望东条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实际上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惯了,还是被阎锡山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东条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东条兵团有200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200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拍打着翅膀跑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得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围歼板垣的计划彻底泡汤。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线突围。

他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张家口失守,不仅直接导致了南口战役的失败,还使刘汝明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他的察南也很快被东条兵团攻破,至此察哈尔全境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