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老张都被炸死了，竟然还对死者生前口头允诺的条件念念不忘。

这些条件之中，有一条是“满蒙新五路”（由日本借款在东北建五条铁路）。

日本顾问来找杨宇霆，问有没有这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是俩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日本顾问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他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日本顾问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却对杨宇霆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对方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琢磨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大，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可以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40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看来实在也不咋地。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杨、常二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挖空心思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张作霖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撒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进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兵抢占旅大，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拍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来说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公告此事。但是任凭你如何威胁，秘书长都端坐不动，拒绝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方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有宏观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前程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暂时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开始推动“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实际交涉时却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账），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急赤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小鼻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溜。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八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蒋介石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年底，南京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自诩为“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他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要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联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这个“盟哥哥”指的是蒋介石，易帜后两人便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膨胀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施行“削藩策”，先削老李，再削老冯，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他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给朝廷。

战后，蒋介石通过斗败李、冯，使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当着张学良的面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蒋介石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苏联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蒋介石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蒋介石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200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200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苏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张少帅的气壮了。回到沈阳，马上加紧部署。

一出手就很漂亮，不仅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管理权，还把铁路管理局的苏方正副局长都抓了起来。

出乎中方意料，事发后国际舆论都站在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苏联政府这下来了劲，趁势顺竿爬，以受害人的姿态作出一系列激烈反应：断交，抓人（中国侨商），扣船（中国商船），派兵。中苏边境一时乌云密布。

对于东北方面来说，搞爱国运动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遗憾的是却没军事准备——没想到看似病歪歪的苏联也敢动武。

大兵压境，少帅犹豫了：既然没准备，那就先往后面退退吧。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想退很难。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东北方面对苏联展开行动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都坐不住了，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落，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更何况，每个稍知国情的人都清楚，当时除了中央军外，能跟洋人单挑的，舍东北军其谁？

号称全国最精锐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40万武装，海陆空齐全，飞机、大炮、军舰无所不有，如此的军事配备，已接近准现代化水准，就连中央军都要让你三分。

打架有条件啊，兄弟，这种时候是爷们儿的就不能皱眉。

在苏联频繁挑起边境冲突的前提下，中国不得不首先宣战，由所谓“中东路事件”直接引发的中苏同江之战开始了。

事实证明，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提到当年的日俄战争。

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不同，甲午战争的失败者中国是完败，日俄战争的战胜者日本却并非完胜。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虽然取得了战争前期的胜利，最后却是它自己先支撑不下去，巴不得和俄国人签协议谈合作。

甲午战争，大清的北洋舰队和陆军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老本输了个精光。俄国人的情形则完全两样，虽然远东部队打完了，欧洲那边的一大半精锐还没上呢。

日本人认为自己打了这老半天，累得吐血，老毛子怎么也得掏点银子出来慰劳慰劳。没想到俄国沙皇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死活一个子儿不掏，逼急了甚至不惜砸锅卖铁，舍了老家不要，宁愿带欧洲兵到东方来再跟东洋人死磕一回。日本为了日俄战争，就差跟黑社会借高利贷了，一看对方这么强硬，马上软了下来。

所以说，即使在乱哄哄的沙俄时代，俄国军队也并不一定弱于日本。要命的是现在的苏联比当年的俄国还要凶猛，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其军事力量早非吴下阿蒙。

这种犹如吃了壮骨粉一般神速的进步，是外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俄国通”和亡命在外、对本国国情已然生疏的白俄所不了解的。

显然，大家都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