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黄埔老师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庙行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江湾,而应该是庙行。

于是植田的对手便由蔡廷锴,转为了第5军军长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张治中的戎马生涯是从参加学生军开始的,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军校教书。实际上他后来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战将,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师,一个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捧在自己手心里的好老师。

最初,张治中在桂军军官学校执教,几个月下来,学员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桂系军官素有排外倾向,但在亲眼目睹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也个个称赞不已。

当时蒋介石做着黄埔校长,正为找不到好老师而发愁,听说张治中如此了得,赶紧去广西把他给挖了过来。

张治中进黄埔之后,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可谓平步青云,一度到了发红发紫,别人不嫉妒都不行的地步。

黄埔是一个上课和打仗经常掺在一块儿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间隙,张老师也经常会出来带兵打仗。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纯粹属于临时玩票性质,仗一打完,仍然要回去继续拿他的粉笔和课本。

出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张治中就要先把士兵给安顿好。他自己从不带行军床,只带一件雨衣,到了睡觉时间,情愿跟士兵们挤一块儿,心里才觉得格外踏实。至于吃饭,更是不挑不拣,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这种带兵方式,其实就跟在学校里一样,而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黄埔学生。

张老师常读圣贤书,自然忧国忧民。看到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急得不得了。

正好蒋介石重新出山,在迎接时,张治中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亲率第5军征战上海。

蒋介石只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的“两师一总队”里,将官以上十有八九都来自黄埔,让教育长带着他们,犹如在课堂上课,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自然是“很好”。

可是真正的战场,其实是杀人场,那种气氛绝非校园课堂可比。在内战中,张治中所率领的学生军被称为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其制胜原因,然而怕就怕遇到狠的。

比如跟西北军作战,张治中就很吃亏。西北军最善近战,尤其喜欢用刺刀和手榴弹解决战斗,学生军却最不擅长此道,所以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第5军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其武器装备可称第一,但那也就是在自己家里比,到了淞沪会战,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装备精良”。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金泽师团的机械化优势果然得到充分发挥。一两个小时之内,落于庙行守军阵地的炮弹竟有三四千发之多。

俞济时第88师一侧,战况很快就进入了极其惨烈的阶段,不喜欢白刃格斗的也得主动找机会格斗了。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在部队出征前,他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砍死两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遗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才勉强稳住了防守阵地。

俞济时这边攻不进来,植田又增兵庙行以北,在形成突破后,已渐渐对第5军形成合围之势。

缺口得失非常重要,双方都不断往里加薪添柴,谁也不敢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倒拽过去。

张治中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军事常识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环顾左右,只有宋希濂第261旅尚有余力。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至于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计划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为自己的学生拍案叫绝(宋希濂、俞济时等人皆为黄埔一期生)。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

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蹚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借着下大雾,早上4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生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啼啼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制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作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个团,2000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00多艘。

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自己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在赛跑。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在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庙行之战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最高峰。为了争取胜利,第5军这个国内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他们拼武器,更拼热血,战场之上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此役给日军的心理造成了极大震撼。有不少被打散的日军士兵,甚至趁天黑跑到汇山码头一带,企图找船偷偷逃往国内,胆寒之状显露无遗。

日本方面,继海军之后,陆军也噤声了。

海军先后用过盐泽、野村,陆军先后用过下元、植田,从少将到中将,一级高过一级,还有谁行?

为了寻找上海方面的第四任指挥官,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真是伤透了脑筋。

要比植田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至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9日,白川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身份,乘坐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短时间内很难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上海海岸线绵长,为什么不用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像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象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登陆之后,同时发起总攻,最终达到将中国军队包围聚歼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3月1日凌晨,善通寺第11师团在七丫口登陆。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已是力不从心。

接下来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作出抉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回合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连经过补充的金泽第9师团都弄到了无预备队可用的程度。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军还会在庙行战场一线继续苦撑。

趁着夜色掩护,全军西撤至第二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睡得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蒙眬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过去一瞧,对方营寨空空荡荡,蔡廷锴早就完成了金蝉脱壳的大转身。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势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作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躺得下来。

前方战事虽停,却成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尴不尬的状态,如今日军还占领着上海一大片区域,这是军人之耻。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

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19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些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蒋介石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刺目: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周之后,在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面对着黑压压的悼念人群,蔡帅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