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好不如演得好，渐渐成了官员们的红宝书，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更是把这种演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曹振镛历仕三朝，长期居于高位，号称政界不倒翁，有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秘诀，此老报之一笑：“能有什么诀窍呢，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罢了。”多磕头，就是要顺着皇上的心思来，他喜欢什么你跟着做什么，哪怕是做到不近情理的地步。

曹振镛每天上朝都是一副标准的乞丐装打扮，上面披一件旧袍，下面套一条“打掌”的裤子。这倒也没什么稀奇，因为文武百官都是如此，乍一看，整个帝国朝廷跟乞丐帮也没什么两样。说曹振镛绝，就绝在他八小时之外还有更为精彩的演出。

下朝之后，众人脱去朝袍，如释重负，该咋样仍咋样。曹振镛也换上了日常装束，但他换完装就挤进菜市场，亲自买菜去了。

曹振镛买菜，跟邻家大婶毫无区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为了讨价还价，与小贩争到面红耳赤，头破血流。

小贩：看您老人家像个体面人，能多少讲究点不？我的价已经喊到最低了，这一文钱无论如何不能让。

曹某：一定还能便宜，那一文钱，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小贩生气了，收起秤杆和菜：我不卖还不行吗？亏本生意，搁谁也不能答应啊。

这时曹振镛就会刷地掏出他的腰牌：我是内阁大学士，明察暗访，专门抓不法商贩，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吧！

小贩一看腰牌，不像假的，魂都吓飞了，这么大的官，一辈子没见过，人只要凭一句话，就能咔嚓一下，把我给弄折了栽盆里啊，“得，别说区区一文钱，您就是白拿也行。”

曹振镛倒也不会白拿，只要演出成功就开心了。

当他拎着小菜，扬扬得意地打道回府时，有关新闻自然早就上了当天头条。道光一听，我是平民皇帝，你是平民宰相，缘分哪，于是见到曹振镛总是特别亲热，臣君之间的关系如同知己。

史书上记载的曹振镛，的确是个清官，没有明显的劣迹。可一个宰相，除了当清官，更重要的是你还得干实事。曹振镛什么实事也不干，甚至也从不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少说话”。

那皇上要当场问话怎么办呢，总不能装哑巴吧？曹振镛不敢装哑巴，他装聋子：您问这事该怎么办，嗯，容我想想，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对了，刚才您问什么来着？

曹振镛确有一点耳疾，但并不是听不见，可就这被他当成了护身法宝，谁都拿他没辙，连皇上也无可奈何。

由于演技出神入化，且基本无懈可击，曹振镛遂被外界称为“模棱宰相”。

道光上蹿下跳，忙乎半天，帝国的整体局面仍是一地鸡毛，到处都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模棱宰相”和“模棱官员”，你要他们干点实事，他们既可以阳奉阴违，也可以巧言搪塞，反正是总能围绕政策找对策。朝堂之下，马照跑，舞照跳，酒照喝，“以德治国”和实政都刚打开一个缝，就吱呀一声关上了门。

理想的胳膊终究拗不过现实的大腿，道光执政之初的勇健和敢为，也渐渐地被疲惫和保守所取代。

尽管连碗片儿汤都喝不上，但皇帝的工作量却着实不小，每天群臣们送上来需要他批阅的奏折都能堆成山，从早到晚，道光就是在与这些奏折战斗，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有解脱的希望和可能。他悄悄地问计于身边的心腹大臣：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够让我稍微喘口气的？

对方想了半天，给出了个主意，不过看上去很像馊主意。上朝时，道光就依计把一些奏折给单独拣出来，然后痛斥大臣：我真是高看了你们，瞧瞧你们写的这些奏折，连文章格式都出错，字也写得不端正，歪歪扭扭，别以为这是小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后果很严重！

道光所说的后果，就是要交吏部处分，降级的降级，撤职的撤职。这下子把群臣全给吓傻了。

文章不符合皇帝所谓的“标准格式”，字体用了稍显随意的行书，而非中规中矩的楷书，竟然就得如此上纲上线，要是奏折内容里再出一点格，那还不得抄家杀头灭九族？

上奏折跟发俸禄并不挂钩，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个字不写，也不会被扣俸禄，何苦来哉？大臣们的奏折很自然地变少了，内容也变得空泛无物，就算是御史上的条陈中，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刺。它们越来越像八股，既规范又严谨，但毫不例外都在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

官场的这股倾向很快蔓延到了考场。一张考卷，考官往往不看考生阐述了些什么，有没有真材实料，只要用词上犯了忌讳，或者写的字不合他的意，甚至哪怕是写错了一个偏旁，那你就等着名落孙山吧。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渠道，如此取士，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大胆提出改革主张，洋洋千言，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但结果却因楷书写得一般，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连“优”都没评上。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四十八岁那年，他辞官归隐，身后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