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不再清理陋规，不再推行实政，乃至于连待办的奏折也人为地减少下来，皇帝仍然忙得气喘吁吁，席不暇暖。

仅一个张格尔叛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一不需要他为之操心，真是费尽心神。好容易消停了那么几年，紧接着，另一件让他伤透脑筋的事又再次跳了出来，这就是禁烟也就是禁绝鸦片的问题。

说“再次”，是因为大家已不陌生，算是老相识了。

鸦片输入中国并非源自清代，事实上，早在北宋时期，官方药典上就已经有了关于鸦片的记载，只不过当时仅仅作为药用而已。据考证，民间吸食的风气起自明末，算起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从嘉庆开始，大清国正式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道光继任后，再次重申禁令，所以这虽是他第一次禁烟，但对于清帝国而言，却不是第一次。

其时道光对鸦片的态度，主要是把它跟“以德治国”和清理陋规联系起来，认为吸食鸦片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堕落，还会怂恿沿海走私现象，导致官员们内外勾结，偷奸耍滑。

这么坏的东西，当然不能予以容忍，一定得予以取缔。可是按照帝国实情，一般情况下，光发禁令还不行，得皇帝用眼睛紧紧盯着。偏偏当时急着要道光办的大事特多，海运漕粮、张格尔叛乱，哪一件看上去都比禁烟来得紧急，他只好先忙这些去了。

忙完以后，道光已经意兴阑珊，连他自己都没兴趣和热情再去主动干什么实事了，可禁烟是个例外，不干不行，而且在道德纲纪之外，道光又发现了鸦片的更大害处，那就是还拐了他的银子。

中国本身没有大的银矿，早期的钱主要是指铜钱，自明朝以后，全世界的银子才随着贸易大量涌入，使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白银国度。道光不一定清楚白银的来源，他只知道如何持家，把每一两白银都尽可能留在国库里，然而根据御史递上的报告，洋人们依靠鸦片贸易，每年都要从中国赚走数百万两白银。一年数百万好像不多，然而如果对比一下帝国窘迫的国库以及皇帝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节俭，这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则更令人火大，说鸦片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巴——这些洋鬼子竟然就拿这些一钱不值的泥巴，来换我们白花花的银子，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吗？

道光第二次下达禁令。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的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从东南沿海到全国，从县令到督抚，实行了全民总动员。

不就是鸦片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还敢跟我叫板？对于成功地办理漕粮海运，平定过张格尔叛乱的道光皇帝来说，大风大浪都经历了，确实想不出一块“洋泥巴”会有多大能量。

反馈上来的信息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结论，每年年底，在各省送上来的查禁报告中，都是一片报捷之声。到1835年底，连道光自己都确信已经“天下无贼”，至少在帝国境内，再也无人敢于顶风吸食或私栽鸦片了。

三年之后，即1838年，真相逐渐露出了尾巴。道光吃惊地发现，鸦片贸易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每年都在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

举个例子，嘉庆末年走私的鸦片每年不过才四千箱。在道光宣布第一次禁烟令期间，首次突破了一万，到第二次发布禁令，已接近两万，似乎是禁令越严，烟民越多，有的官员自己也成了如假包换的“瘾君子”。

鸦片进来，白银当然就要出去。每年两万箱的“洋泥巴”，足足从中国人手里赚走了上千万两银子，就这样，那些御史们还嫌皇帝不够闹心，在奏折中添油加醋，将上千万说成是七八千万，给道光造成的印象就是，即使想明天不破产都不可能了。

穷日子磨出来的琐碎，已经足以把皇帝折腾得苦不堪言。人家平时连碗汤都舍不得喝啊！现在你们还要抢他银子，而且不是一两一两地抢，是千万千万地抢，这无异于在挖心挠肺，用一千把小刀子捅着这个可怜人的心，蹂躏着他的感情。

道光出其愤怒。继两次禁烟失败后，他宣布第三次禁烟，这次不比以往，要动真格的了。1838年9月，两位王爷都受到了削去爵位的严厉处分，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中地位最高的铁帽子王，原因就是吸食鸦片。处分令下，一时震惊朝野。

刚拿皇亲国戚开完刀，道光就接到奏报：在天津查获走私烟土一万余两。

这回倍感震惊的是道光。他这才发现自己仍然错误估计了鸦片的能量，那不是普通的“洋泥巴”，而是威力无比的“洋魔土”。

面对如此顽固和强大的敌人，再按部就班，一点点来，无疑还是在瞎忙一气，最后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得出重手，使绝招了，道光相信，只有堵住源头，鸦片贸易才可能完全绝迹。

鸦片走私的源头在哪里？在广东。广东查禁到的鸦片量每年都排在全国第一，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那里的鸦片贸易有多么猖獗。

这是用得着千里马的时候，必须派得力官员前去主持禁烟。说起道光最喜欢的千里马，当属陶澍无疑，此人办理漕粮海运的气魄和才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无奈时年六十多岁的陶澍健康状况不佳，已经中风躺倒在床，实在指望不上，于是道光想到了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