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出了命案，义律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他对水手们打赢群架可一点儿都不觉得高兴：销烟案还没处理，又出这种事，真够闹心！

义律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来堵住嘴，他拿出一笔钱，除了赔偿村民和打点底层官吏外，还企图和死者家属“私了”。中国人的命本来就不值钱，村民们也并不难打发，林维喜的儿子写了张字据，证明他父亲纯属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

拿到字据后，义律如获至宝，他为此一本正经地贴出悬赏，宣称谁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将重重有赏。

事情似乎办得天衣无缝，但林则徐那么精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轻易骗过。他下令当地知县重新查办，一查下来，原来是英国水手干的，于是当下便向义律提出交涉：交人，至少交一个。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义律同意继续给死者赔钱，但他拒绝将凶手交出，理由就是英国人要由英国人自己来审判，这叫领事裁判权。

义律以为，林则徐什么都不懂，抛些新名词出来，跟玩似的，不料对方竟回以“国际公法”。

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诚非浪得虚名。到广州后，由于经常要跟洋人打交道，他也意识到不能老是鸡同鸭讲，必须了解一些国外的法律知识。“林维喜案”一发生，他就让身边担任翻译的幕僚，再加上一位美国传教士，用合译的办法将《万国公法》的相关部分翻译了出来。

搞清楚了，英国在中国并不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的法律只在自己的国家才生效，别说区区一英国水手，就是英国女王来了，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义律很是狼狈，但又不甘心，他知道按照大清律法，以一命抵一命，交出去的水手难逃一死，于是决定单方面行动。

1839年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个打人的凶手分别处以罚金和监禁，并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之后他才通知中国官方。林则徐闻讯大怒，三天后，他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同时派兵进入澳门，将在澳的英国人全部驱逐出境。

英国人想赖着不走，林则徐就仿照围困商馆之例，停水停食，撤走所有中国用人和买办。这个办法最为有效，英国人乖乖地撤出澳门，全挤船上去了。

船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义律也没了退路，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一张可以证明其“无辜”的字据呢。1839年9月5日，英方派人与林则徐进行谈判，可是双方的要价实在相差太大，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

谈判未果，中英在九龙打了起来，史书称之为“九龙之战”。作为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场战役小到不能再小，但却是两国海上军事力量的首次碰撞和测试。

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早在17世纪中期就已跃升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曾经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法国无一不是其手下败将。相比之下，广东水师都不能称为海军，所有舰船几乎就是武装了的民船，不仅吨位小，而且船上也没什么炮。观察家称之为“16世纪与19世纪的冲突”，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竟有三个世纪那么远！

在这样的对垒中，广东水师即使以多打少，也占不到任何上风。仗虽然打得异常难看，但是林则徐接到的战报却是一片飘红，这也导致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给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描述。

道光看到报告，自然是兴奋得不能自已。他头脑中浮现的，分明就是在南疆擒住张格尔或成功击退浩罕时的情景，亢奋啊！

说八百回了，让这些“英夷”小心点，不听，脑袋瓜跟豆子似的，非要往我枪口上撞，这回尝到苦头了吧！

道光给林则徐的批示是：“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既然打都打了，就不要跟他们客气，我不担心你们冲动，就怕你们胆小。

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林则徐就算是想“客气”一些也不行了。中英双方至此枪来炮往，冲突不断。1839年11月3日，又发生了“穿鼻之战”。

穿鼻之战和九龙之战并没什么两样，损失的都是广东水师的人船，然而最后放到林则徐和道光案上的仍是捷报。

林则徐是以讲求实学、倡办实政闻名的大吏，做事又十分细致，虚假战报或许可以骗他一次，但绝对骗不了第二次，对前线真实战况不可能一点数没有，只是事情既然开了那么好一个头，不是说改变口吻就能马上改变的，这就叫骑虎难下。

经过权衡，林则徐决定采取分化战术，一方面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另一方面对答应“改悔”并写下保证书的英商区别对待，准许他们在广州经商，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可是皇帝批评了他，主要还是批评他“畏葸”：“什么区别对待？不用他们交保证书，全部赶走！”

到这个时候，道光已经完全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了，对方真的是“边夷”，瞧这软蛋样儿，分明与张格尔和浩罕还差着一大截子哩。他给出的方案是一刀斩断：“我知道会因此损失一点海关税收，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倒是英夷（英国人）惨了，他们卖不成鸦片，买不进茶叶，岂不是死路一条？”

接到谕旨，林则徐只好改“畏葸”为“孟浪”。1840年1月5日，他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

这下子，真把英国人给惹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