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琦善来说，菜市场买菜的事情好搞，最让他为难的是割地。义律坚持，葡萄牙有澳门，英国得取香港：“给不给？不给的话，定海和沙角你们也别想要回去，而且我们还会继续进攻，拿更多的地，都不用你给。”

彼时的香港，不过跟澳门一样，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不毛之地”，定海和沙角要比它重要得多，倘若一定要割个地方给洋人，琦善无疑只会选香港。

可是再偏僻，如果皇帝不点头，琦善也不敢说割就割，毕竟这不是他家的私产。于是爵爷耍了个滑头，他将“割让”改成了“寄居一隅”，英国人择块角落住住可以，但无产权，而且税还得交给中国政府。

这就是“穿鼻草约”，属于谈判草案，不是正式文本。在未得到道光同意之前，琦善一直改来改去，而且以种种借口拖着不肯签字或盖印，其中仅笔墨官司就打了一个多月，双方来来往往的照会发了有十五通之多。

义律也不是一直都有这种耐心，可他一旦喊打喊杀，爵爷马上就会说：“我这就写报告，代为恳奏，好好地劝一劝皇上，你不要着急。”

等到义律真急了，爵爷索性装病躺倒在床：“我病了，而且病情很重，不过你放心，只要一息尚存，我爬也要爬过来给你签字。”

让琦善这么一说，义律不心软都不可能。事实上，“穿鼻草约”即便真的实现，距离英国政府的心理价位也还差着老大一截，这位全权代表之所以会弃政府指令于不顾，很大程度上倒真的是因为爵爷的表演太成功太感人了。

可是有一个人看不懂，不仅不懂，还为此大发雷霆，这个人是道光。他同时收到了两份奏折，一份是关于沙角战败的报告，另一份是琦善的密折。

作为一个主持过重大军事行动的皇帝，道光并不缺乏对战场的基本判断力。他相信，如果中英海战的话，己方可能确实不是英方的对手，但陆战则未必，过去平定张格尔和阻击浩罕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印象及自信心。

海战不行，陆战行，在这一点上，道光与林则徐算是想到一起去了。可是如何解释沙角之败呢，道光认为，这与琦善有关。

琦善在密折中描述了英国陆军力量的凶猛，强调了自己倾向于和谈了局的不得已，这在道光看来，纯属被英国人吓破了胆，有你这样的主帅，难怪打不了胜仗。

至于琦善提到的一些谈判细节，英方的要价，中方的还价，就更让道光来火了。在道光看来，英方的要价中除了“雪冤”和“乞恩”，其他都是非分之想，拣出其中的任何一项，大清立国以来都从无先例，而答应其中的任何一项，自己今后也将注定无脸见列祖列宗。

就这，你还跟他们谈，以至于代敌人索求条件，究竟安的什么心？道光给琦善下了结论：“林则徐是学着英夷来吓唬朕，你琦善是助纣为虐，帮着英夷来诓骗朕，十足的丧心病狂加丧尽天良！”

道光指示琦善，立即跟英方摊牌，关闭谈判的大门，通商也不给了，而且“朕志已定，绝无游移”，我下了最大决心，决不会再动摇。

道光的这道“关门谕旨”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发出，半个月后，它到了琦善的手中。

皇帝的脸板到如此可怕的程度，琦善就算远在广州，也能体会到那种不寒而栗兼如临深渊的感觉，但他却并未照皇帝说的办，不仅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反而更进一步，改变了先前由专使从中间说项的做法，亲自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这已经属于抗旨不遵了，琦善当然知道后果，可他不得不如此，因为负责军事防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也需要他这么做。

关天培是武秀才出身的将领，胆略过人。当初在办理漕粮海运时，因风险太大，一开始没人敢督运护送，琦善和陶澍为此都十分头疼，关天培以区区参将身份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担任了押粮官。当他护送船队到达天津时，百万漕粮完好无缺，由此得到道光的垂青，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如海运这种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毕竟少，关天培因此老是觉得不得劲。有一年，他出去跟朋友喝酒，喝醉了，忽然提到有人给他算命，说他“生当扬威，死当庙食”，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可以扬名天下，死了也会受到人们的纪念。关天培认为算命先生根本没算准：“生当扬威，死当庙食，如今我都四十多了，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