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妥了，中间却插进一个花絮兼意外。由于在等待双方谈判条件，英军实际处于一种既不能打又不能撤的状态，按照军事原则，英军指挥官只能改集中屯兵为分散驻扎，以防御对手随时可能发起的偷袭。

当英军官兵集中行动或作战时，比较容易约束，所以纪律尚可，争吵、酗酒乃至对附近区域进行骚扰的现象也少一些，但分开来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英军从香港出发时，仅仅带了两天的口粮，两天过后吃得差不多了，就得到周边乡村去购买，中间免不了要顺手牵羊，干出点类似于土匪的勾当。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住在庙里的英军，闲着没事干，竟然寻求刺激，玩起“盗墓笔记”，把庙里寄存的棺椁也撬了开来。

“洋土匪”的行径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5月30日，上万民众和乡勇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三元里包围了部分英军。当天正好下起大雨，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只得用刺刀进行作战，这使得广东人的功夫在雨中大显神威。英军被砍死砍伤多达49人，仅次于奕山组织的正规作战，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

可是这实际上对整个局面已经影响不大，英军很快派出持有击发枪的部队前去救援。击发枪又叫雷击枪，这种枪械不怕雨淋，一开枪，民众即四散而去。

老天爷不可能每次都帮忙，相信奕山如果与义律一对一贴近肉搏的话，也未必就处于下风，可人家不会给你这机会啊，而且英军明确告知，这种来自民间的攻击若不中止，停战协定便作废，先把广州城给你占领了再说。

虽然在给道光的奏折中，奕山恨不能把“三元里抗英”的功劳也揽自己身上，但他是个聪明人，该服软还是乖乖服软，该交的钱也不敢少一个子。

1841年5月31日，英军拿到了全部的“赎城费”，开始陆续撤退。一周后，海陆军完全退出广州，甚至连虎门炮台都交了出去——以英军这样的机动速度，以中国军队这样的防守能力，他们眨眼之间又可以重新控制广州，哪里用得着捏在手心不放。

杨芳的担忧果然没错，折腾半天，什么效果没起到，反而损兵折将，还多付出去六百万。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作为主将，奕山得给皇帝一个理由，一个战败和“赎城”的正当理由。

在随后发出的奏折中，奕山没有否认英军攻占四方炮台的情节，但他说这是“汉奸”作祟，里应外合的结果，并不说明英军有多高明。

不管怎么编排，如此结果总是令人气短，而下面的发展，若是照实说的话，无疑会更令人沮丧——马上要到战败认输的环节了。

恰恰到了这里，奕山显示出了丝毫不输于优秀文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笔锋一转，端上了一盘比武侠小说还要精彩得多的“文学大餐”，题目或可称之为“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据奕山说，即使到这种关头，他仍然临危不惧，下定决心要与广州城共存亡：你们不过占领一个城北，有种攻城啊，我逮谁消灭谁，准保把你们全给从城头上撸下去！

“这个时候，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是要说点啥。往下一看，几个英军头头站在城外，嘴里叽里咕噜，而且有画面配合声音，他们一会儿指指天，一会儿指指心，总之动作十分古怪。听不懂啊，找翻译，翻译听了，说英国人是要禀请大将军出面，以便向大将军申冤叫屈。”

这个“大将军”指的当然是奕山。前面是铺垫，下面就轮到这位老兄尽情发挥了。

“要请我出来？知道我奕山是什么人吗？皇上派来的靖逆将军啊，奉命而来，唯知有战，来这里的使命就是代表月亮消灭你们，不见！

“我下面的一个总兵就依令站在城头上，把这帮臭不要脸的痛骂一通，说你们敢无耻地再说一遍，大将军是你们见得了的吗？

“亲爱的皇上，您都不知道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情景，英军里面最大的头头忽然脱掉帽子向我们行礼。（请注意奕山文学态度之认真，他连细节都没放过，因为照传统的说法，夷人膝盖不能打弯，所以在他笔下，英军大头头的最高礼节不是下跪，而是脱帽。）

“行礼之后，大头头又屏退左右，他把手上的指挥刀一扔，然后便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城墙前。

“皇上，您是了解我的，照我一向的倔脾气，是绝不愿意搭理这些洋人的，但您也看到了，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太麻人，好像搁一万片花椒放嘴里，能麻死你，所以我就派翻译走下城去，问他们，你等究竟有何冤屈。

“洋人说了，由于我们不给他们通商，导致他们亏欠无偿，已经卖出去的货也收不回本钱，亏大了。他们占领四方炮台，其实就是觉得离得太远，怕说话听不见嘛，就选了这么一块地方来就近递话。

“洋人们没别的奢望，就是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把商欠，也就是欠的那些本钱还他们，然后让他们通商，给个活路，从此再也不敢来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