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叶而知秋 先剿后抚

奕经又一次因撒谎而得了便宜,然而即便是他也不知道,其实英军撤出宁波和镇海,与“黑水党”的捣乱同样没多大关系。

尽管“猎头行动”多少造成了一些心理恐慌和人员损失,但你要说这就足以影响英军的军事布局,那就太科幻了。想当初,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遭遇病疫袭击后死了四百多人,义律还不肯轻易退出定海,这一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

璞鼎查如此部署,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新的进攻。1842年5月18日,英军出兵攻陷离杭州更近的乍浦,杭州城内由此一片大乱,准备登船逃难的民众把港口都堵塞了。

这时耆英还没收到道光要调走他的旨意,眼见奕经吹破了牛皮,杭州危急,他赶紧祭起既定的“先剿后抚”方略,找英军联系“抚”。

道光和耆英对于“抚”的范围,不过还是以通商换和平的那一套,通商也仅限于广州一地。对于英国人说,等于没讲一样,广州那里都已经通商一年了,你到现在还跟我来扯这个,想消遣我吗?

耆英不“抚”还好,一“抚”之下,璞鼎查气不打一处来,干脆对耆英置之不理。过后,耆英也很快收到了调令,这令“抚”彻底无果而终。

英军对“抚”毫无兴趣,他们要玩儿一票大的,让中国皇帝知道知道他们的实力。5月28日,英军撤离乍浦,将攻击矛头指向吴淞。

吴淞是扼守长江的第一道门户,继裕谦之后的又一位两江总督牛鉴正坐镇于此。

道光本人对牛鉴是很赏识的,早在牛鉴在翰林院当编修时,就曾两次单独召见,而要论外放出仕后的政绩,牛鉴也比裕谦强得多。牛鉴的问题主要出在他自己身上,为人过于直率,有想法就说,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同僚或上级。担任陕西布政使时,他就与陕西巡抚意见不合,上下级关系弄得很僵,牛鉴一气之下称病辞官,回家歇着去了。

道光帝倒是一直想着他,不久又把他召回京城,并且当着面就对他说:“你得了什么病,朕心里是很清楚的,无非就是和巡抚有不同意见嘛,不要紧!从这件事上,朕反而看出你是一个守正不阿、和而不流的人。”

按照道光的本意,是希望由其他朝臣推荐牛鉴复出,那他正好可以来个顺水推舟。没有想到的是,牛鉴“人缘之坏”已闻名官场,道光又暗示又侧击,眼巴巴地等了半天,却始终未能等到这样的举荐奏折。

不管了,道光自己下旨,把牛鉴补授为河南巡抚。河南是黄河水患的重灾区,此前到那里跟黄河打交道的都是林则徐这样的人,由此也可见道光对牛鉴的器重。

在牛鉴赴河南之前,道光六次召见,并且实话实说:“朝中没人肯推荐你,是朕执意要用你。你感谢朕的法子,就是把官当好,不要毁了朕这个伯乐的名声。”

牛鉴执政河南后,果然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不仅“甚有政声”,而且颇得民心,河南老百姓非常爱戴他。

以道光的眼光来看,牛鉴是完全可以进入一线能吏行列的。他之所以没有把牛鉴调到海防前沿,是因为黄河发大水这样的事,比“剿夷”还来得迫切和危险。

就在道光以为英军已经在广州被终结的那年夏天,暴涨后的黄河忽然决堤,大水来冲龙王庙,哗啦哗啦,把当时的河南省城开封都一股脑儿包围了起来。其间开封面临的险情十分骇人,水一直涨个不停,尤以城北受压最大,城墙已经有十多处地方被冲毁了。

眼看城池难保,一时人心惶惶。牛鉴正在决堤处组织抢堵,闻报立即赶往开封。大水围着进不去,牛鉴就乘上一叶小舟,来到城下后再用绳子绑着吊入城内。在开封被洪水围困的六十多个日夜里,他始终不辞劳苦,白天黑夜都立在城头进行指挥。

牛鉴的举动让百姓大为感动,开封居民全都争先恐后地加入抗洪阵营,有人甚至拒绝接受政府发放的工钱:“父母官为了我们都不要命了,还能拿这钱吗?不要!”

尽管牛鉴采取了“抛砖石成坝”等办法来与洪灾厮斗,但这座危城仍是奇险频出,看上去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东河河道总督因此上奏,要求迁移省城,放弃开封。

自黄河决堤以来,大家在开封能坚持得住,其实都是靠人心所向。假如迁移的消息一传出,定然人心崩溃,军民将各自逃生,谁还会主动去抗洪抢险?而且怕就怕迁移还没来得及实施,城内已经大乱,小偷强盗全冒了出来,结果是抗也抗不成,跑也跑不掉,那样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

在黄河治理方面,河道总督的权威性显然要比主管一省民政的巡抚大,然而自处危地的牛鉴并不领情,他也递上奏折,力言开封决不可弃。他的防洪攻略是“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根据以往规律,一过白露节气,黄河水势就会减退,只要挺到那时候,同时不断抢堵决堤口,一定可以化险为夷。

道光认为牛鉴说得有道理,遂批复同意。在牛鉴的指挥下,洪水渐退,开封保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