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使用了六百里加急，但乍浦、吴淞、宝山失陷的消息，京城的道光都要隔上十天半个月才能知道。

乍浦的失陷，一举粉碎了奕经的“捷报”，把道光再次拖进了痛苦的深渊。那种“忧愤苦衷”和难言的失落，令他五内俱焚。为此，他不得不下令耆英暂缓离开，按照“先剿后抚”的原则专办“羁縻”，但与此同时，他仍对“剿”抱有莫大期望。

从小就熟读史书和圣人严训的道光，当然知道真实的“羁縻”是怎么一回事，说穿了就是为保苟安无事而求和，在历史上，那都是“苟安皇帝”才做的，而他道光从小就得到先父先祖的器重，是一个有过远大目标和作为的勤勉皇帝，他不甘心啊！

可是南方似乎越“剿”越没戏了，乍浦之后是吴淞，都是败，没一个胜，道光被深深激怒了，他再也不愿委曲求全。

在发往南方的上谕中，道光明确要求江浙官员弃“抚”从“剿”，全力抵抗，他自己则白天黑夜地调兵遣将，部署天津防务，以做好与北上英军一决雌雄的准备。

如果说河南时期的牛鉴尚斗志昂扬的话，江苏时期的牛鉴已经斗志全无，在这位新任两江总督身上，也再看不到从前那种闲庭信步的水准和风度了。

陈化成一死，他就知道仗打不下去了。道光说他“守正不阿、和而不流”，倒是真没说错，一般官员很少敢抗旨申辩，唯有牛鉴在接到道光要他“专意剿办”的旨意后，来了个直言上奏。

牛鉴提到了当年乾隆发兵出征缅甸的往事。因为屡战不利，且耗师糜饷，乾隆接受现实，在缅甸答应朝贡的前提下诏令撤军，结束战争。牛鉴的意思是希望道光像他爷爷学习，对英国人同样实行“羁縻之策”。

牛鉴的抗辩，让道光很是不爽，但在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上，他再也拿不出新的人选来替换牛鉴，只能一遍遍告诫牛鉴“应守则守，应剿则剿”，不要因胡思乱想而动摇军心士气。

就在君臣间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英军方面又出现了新的移动迹象。按照道光和朝中大臣的判断，他们预计英军可能会北上直奔天津，也因此做了防范。牛鉴同样做如此想法，道光要从浙江派大臣和军队增援江苏，他还客气，说不要了，江苏战事已经结束，黄河水退下去了。

其实他们都想错了，江苏战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才刚刚开始。

英军攻击吴淞的行动并非盲目，它是扬子江战役的一部分，而这一军事计划又是由义律所制订的。璞鼎查自从把义律给换下来后，起先并没有完全照着扬子江战役的部署去做，基本上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打到哪儿算哪儿，最后沿海城市倒是打下不少，但并没有能迎来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直到此时，英国政府才开始重新重视义律提出的计划。相对于道光君臣对洋人的无知，长期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义律似乎更清楚东方帝国的七寸部位在哪里：一个长江（扬子江），一个黄河，那是命脉所系。

英国内阁训令印度殖民政府，让其尽一切可能把军队调向中国沿海，以参加即将展开的扬子江战役。海上行程是说不准的，援军未能按原计划到达，驻浙江的英军就抢先发动了进攻，算是扬子江战役的演练，这就是前述的乍浦一战。

练练手当然好，但是此次“排练”的难度之高，却令英军指挥官始料未及。乍浦的防御体系一般，火炮也很少，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里是八旗驻防区。

清军入关以后，相对于面积广大的地域，军队数量显得太少，难以实现直接控制，所以分成了两部分，驻防于京城的八旗兵称为禁旅八旗，驻守各处的称为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的主要使命是监视绿营，再通过绿营来控制全国，从而起到一个以臂使手、以手使指的作用。

按照清代制度，当兵吃粮是下层旗人唯一可从事的职业，如果当不上兵，则还有“铁杆庄稼”，即政府发放的固定钱粮。在渐渐失去农商技能的前提下，许多旗人因此滋生了市井习气，由他们组成的部分禁旅八旗兵也早已不复祖先的勇猛刚健，其训练质量和战斗力甚至远不如同样弊病丛生的绿营。

驻防八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八旗驻防区内，官兵都是拖家带口，集中居住，过着亦兵亦民的生活，他们从不轻易出动，只在有重大情况发生时才就近出兵。正是在事实上与外界形成隔离，八旗驻防区受到荒嬉怠惰风气的影响较少，八旗兵的身上仍遗留着一股难得的血性之气。在他们看来，弃家而逃是很可耻的一件事，当英军攻进来时，他们没有像一般绿营那样打不过就跑，而是进行了殊死抵抗。

驻守于乍浦主阵地上的三百八旗兵，在退路已被切断的情况下，仍奋力作战。火药打光了，就用弓箭，弓箭射完了，再用刀矛，总之是绝不后退，最后三百人大部分战死或受伤被俘，没有一个投降者。

一位八旗老军人持刀肉搏，伤重被俘。英军军官见他在担架上淌眼泪，以为他是怕死，就通过翻译告诉他不用担心，英军会优待俘虏，得到的回答是：“我流泪是因为阵地丢了，我愿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