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吏不敢再吊儿郎当，他们决定对英方条件“一概允准”，并派张喜连夜前去递送。

张喜很郁闷，他没有多大权力，尚在第一轮谈判时竭尽所能，把三千万“杀价”杀到了两千一百万。照他看来，既然是谈判，当然还可以继续“杀”，你们平时不是动不动就说国家经费不足吗，怎么千万银子，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下来啦？

当张喜提出这个疑问时，耆英回答：“此乃权宜之计，不得不然。”张喜无奈地叹息一声：“如果尽力攻剿，未必要花这么多钱的。”其实在他发出这声叹息的时候，同样心头没底，只是不甘心这么多银子白白流入外人囊中而已。

三大吏商量了一下，认为既然已经“一概允准”，这件事就有眉目了，上次谈判不是插了六个人吗？这次再多插一些，反正排着队等叙功保举的人多着呢。

眼看再不说点什么又将影响谈判，张喜急忙道：“诸位大人，时间紧迫，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此语一出，三大吏没一个高兴的。因为如此做法已是官场中通行的陋规，早就见惯不惯了，这个时候不保举身边的亲信左右，以后要“不得人心”的啊。

张喜也不管这些：“我是这样想的，办事的只管办事，保举的只管保举，到时事情办好了，甭管有没有跟我去谈判，全列在单子上好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话不能这样直白地说出来，尤其是从官僚之口。三大吏全装聋作哑，就像没听到一样，当然他们后来无一例外都照着做了。

在新组的谈判团队中，大部分都是无用的摆设，除了耆英加派的一个叫黄恩彤的官员，他是当天的正式谈判代表。当然，如果不跟着张喜，他也没胆量参加谈判。

1842年8月14日上午，中英双方在镇海寺举行第三轮谈判。这一轮主要由黄恩彤出面与马儒翰会谈。黄恩彤架子不小，从始至终都没招呼张喜坐下，一直站着的张喜自然不敢多言。只是架子并不能代替口才和胆略，黄恩彤的气势被马儒翰完全压住，谈判时，不仅一点便宜占不到，还被反过来多加了几条。

不过谈判总算又能正常起来了。谈判结束，回到城里的张喜便上吐下泻，连站都站不住，连日来的暑热、疲惫、抑郁、苦闷已让他的身体几乎支撑不住了。

心里放不下的还是谈判。耆英派人来询问病情，张喜回答说：“还没好，但可以支持，会参加接下来的几轮谈判。”

可是当张喜强撑着出席完新一轮谈判，回到城里后，却遭到了伊里布的责怪：“你不该出城！”

伊里布一边说脸上还带着怒气，令张喜莫名其妙。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第二天耆英发下话来，不准张喜再见英国人，就是黄恩彤的谈判，也不让张喜参与和知晓。这等于说，他已被一脚踢出了谈判圈，这里面从此没他什么事了。

直到英军从南京江面上撤走，伊里布才跟张喜解释，说耆英让他退出谈判，是怕他过于强硬，乃至于在谈判中误事。

这当然是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理由，伊里布本人也不信。要知道耆英曾多次警告张喜不要“孱头”，张喜甚至不得不在初次与英方接触时有所表演。更何况，张喜并非冒失鬼，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谈判中所要掌握的轻重火候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耆英是受了英方的欺骗，因为在重开谈判后，马儒翰让人交给耆英一个照会，上面纠正了“误会”，说：“所谓第二天早上你们不给回音，我们就要开战的说法，恐怕是误传，没有这个事。”有人就此说，耆英受骗后迁怒于张喜，才会勒令他出局。可这也完全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断，毕竟那一轮谈判还有塔芬布等六人在场，耆英完全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真相，而马儒翰之所以改口，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为接下来的谈判营造一个和缓点的气氛而已。

真实的原因，张喜知道，伊里布也心知肚明，要不然他当时就不会带着怒气说话了。一言以蔽之，耆英觉得可以抛开张喜了。

耆英说过，他对张喜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张喜口才过人，思维敏捷，“极品家丁”在这方面的能力，连几个所谓的成名大吏都远远不及。当然，这个“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为我所用，偏偏张喜又不愿抛弃故主，攀龙附凤，所以又有了“怕”。

耆英表面上说，他怕张喜性情过于刚烈，会因此误事，其实不过是怕张喜成功——张喜成功，也就是伊里布成功，伊里布成功，他耆英的位置该往哪里摆？

黄恩彤首次作为代表参加谈判，在耆英看来，似乎并没出现什么差错，英军也没有再威胁动武，他就很果断地选择了让张喜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