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张喜本人来说，早已是饱经世间风霜，很多事他都看淡了，也不会放在心上。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嫉贤妒能到哪里都一样，当年他在云南，借机排斥他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他感到格外愤慨和不平的是，国事也为此受到了牵连，最后几轮的谈判过程和结果“软”得一塌糊涂：黄恩彤在英国人面前除了懦弱就是畏惧，几乎形同泥塑木偶，没有丝毫机变和主动性可言，差不多就是对方说什么，他认可什么。

1842年8月29日，中英在南京江面的英军军舰上达成《南京条约》，内容共八项十三款，包括赔款、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等，其中英方做出让步的仅仅赔款减免一条，也就是首轮谈判中张喜力争的那一条。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本为禁烟而起。照理，即便因为战败的原因，中方不得不在《南京条约》的已有条款上做出让步，但仍旧可以在谈判中继续提出禁烟案。

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早在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部进抵天津时，时任天津道的陆建瀛就主张通过谈判率先解决禁烟的问题。英国政府发起鸦片战争，归根结底还是想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并非为了强行推销鸦片，如果真的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完全可以用其他条件作为交换，限制甚至禁止鸦片进口。

令人唏嘘的是，正式谈判时，黄恩彤以及他背后的大吏们竟对此只字不提，好像压根就没有这回事一样。此后中国对于禁烟就处于了一种失控状态，即虽然政府并未放任民间种植和吸食的明文，但实际上英商却可以任意向中国倾销鸦片，且不用上缴任何税款。直到十几年后，中英订立《天津条约》，才掩耳盗铃式地将鸦片改换一个名目，称作洋药，同时向其征收关税，这也就等于承认了鸦片销售的合法化。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赏罚。两江总督牛鉴被解送京城问罪，其职务由钦差大臣耆英替补，伊里布擢升广州将军，以新的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办理善后。三大吏所保举的文武官员，包括黄恩彤、塔芬布皆得封赏，而里面并没有谈判的第一功臣张喜。

耆英早就忘记了他曾信誓旦旦对张喜做出的承诺，所谓了不得的大人物，果然都是些得了健忘症且擅长过河拆桥的薄情寡义之辈。

南京事了，伊里布希望张喜随他一起去广东。张喜婉拒：“我的父母双亲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不会再远行。”

伊里布意识到张喜可能是因赏罚不公，心里有气，才做如此说法，便暗示南下广州后，可以由自己做主为张喜讨赏，但他这么一示意，反而让张喜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起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古人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此次南下，非为功名，您难道认为我是一个为区区微名就甘冒大险的人吗？”

伊里布一时语塞。他换了个口气对张喜说：“你即使不愿随我去广东，也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去处。”

伊里布所说的这个去处是浙江。浙江巡抚刘韵珂对张喜非常器重，想留他在浙江专办洋务，并且表示只要张喜肯去浙江，薪酬开多少都不成问题。

张喜摇了摇头：“刘大人器重我，为的是公事，现在公事已了，就不必去了，而且财禄二字，非我所愿。”

两人谈到这里，连伊里布都有些看不懂面前这个老家丁了：“你不要财禄，又不图功名，那你要的是什么？”

张喜推心置腹地说：“我当初南下，第一是了结洋务，以报国家；第二是保全江浙，以救百姓；第三，是如您所说，洗刷过去在浙江的冤屈，以不负主人的知遇之恩。现在这些心愿都实现了。此外别无所求。”

伊里布显然并不完全相信张喜的这番表白，也或者他根本就不愿意相信张喜有如此境界，便戏谑地说了一句：“莫非你是要学鲁仲连吗？”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的辩论家，以为人排难解纷而不索取回报著称。张喜连忙说：“跟先贤相比，我才能实在平庸，也没有那么高尚，只不过我喜欢简简单单罢了。”

张喜劝伊里布也不要去广东。伊里布问为什么。张喜说：“既登彼岸，岂可再投苦海，广东是洋务最复杂的地区，很难弄，老大人你也已年逾古稀，一把年纪了，能退就退吧。”

伊里布听了嘴上不说，其实心里颇不高兴。说到底，他们还是两条道上的人，伊里布岁数再大，也断不了功名利禄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