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竹岐村位于广州城西，村外有一座密林，给舰船上的洋人发现了，于是相率登岸，并强行闯入了栅栏。村里的妇女突然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不速之客，吓得大叫起来。遇到这种场面，照理得回避，可船上的洋人们没有一个是绅士，全是常年漂泊在外的冒险家，见此情景，一个个都咧开大嘴乐了。

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又端起枪，这里指指，那里晃晃，做着种种要开枪的动作。本意是想搞个恶作剧，没想到却因此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随着一声锣响，顷刻间，不仅黄竹岐村的人全部聚集过来，连邻村村民也都呐喊着跑过来进行援助。

几个哥们儿从没有领教过这种阵势，赶紧把枪端好，以为这样可以将围上来的人群吓退，孰料反而更加激怒了村民。众人扑上来，你一拳，我一脚，一会儿工夫便将被围住的六个洋人给揍了个稀巴烂。

打死了人，而且打死的还是洋人，这就出大事了。村民们赶紧把洋人的尸首绑上石头，沉到村外的河里，给它来个毁尸灭迹，但洋人被杀的事还是没逃得过德庇时的耳目。此君一跃而起，要求耆英查明事由。

耆英不敢怠慢，即刻下令巡捕限时破案。巡捕招募有经验的渔民，从村外的河里面把几个死鬼的尸首给捞了出来。耆英本以为自己的高效破案可以让德庇时满意，不料反而给德庇时继续纠缠提供了证据，后者得理不饶人，愈加步步相逼，声言要再次从香港调兵杀入，并将黄竹岐村付之一炬。

这时包括黄竹岐村在内的各个村庄也正闹得沸沸扬扬，有哗然而起之势，可以说两边都不服气，都在顶着牛。耆英焦头烂额，这时正好新任广东巡抚徐广缙到达广州，耆英便把这个烫手活儿移交给了徐广缙。

徐广缙坐堂，以大清律法来审案。他对德庇时说，按照我国法律，杀人者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必须以一命抵一命，不可滥杀无辜，再说，你们洋人对此也负有责任。之后，徐广缙把黄竹岐村的士绅找来，强调杀人就得接受王命国法。经过讯问，逮捕十九名村民，其中四人为直接杀人者，按律判以死刑。

各村觉得这么做尚在尺寸之中，然而德庇时不肯罢休，还在那里嚷嚷着要把黄竹岐村一把火烧掉，说是不这样做的话，以后水手们上岸就没安全感了。

耆英照徐广缙的方子抓药，他让广东全省知名士绅联名出了一份公约，与各村约定自律，以后不许妄杀洋人。德庇时看了公约，觉得实在也没什么可要挟的了，这才罢休。

“黄竹岐事件”处理结束后，耆英的关系也打通了。道光一纸调令，让他脱离了苦海。1848年2月，耆英接到免职令，道光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按照约定，耆英答应英人可以进入广州的具体时间应为1849年4月6日，还有一年呢，但德庇时等不及了。在耆英尚未离开广州之前，他就匆匆忙忙地发来照会，提醒中方践行这一承诺。

接到照会时，新官上任的徐广缙正在调查广东民情。他此前有过在福建和江苏任职的经验，对南方民情并不陌生，但来了之后，才发现广东一带与闽、浙、苏都很不相同，主要特征就是这里民风特别剽悍，老百姓普遍性情刚毅，不畏强御。

让徐广缙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还是“黄竹岐事件”。一座小小村落，转眼之间干掉六个洋人，事后如果官府不进行安抚还不肯屈服，他从仕以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见到过，也不可想象。

假如把广州城门打开，直接面对洋人的就不只是一座座小村庄，而是一座大城市，以及城市背后数以万计的民众。徐广缙派人访问广州城乡，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对英国人入城表示赞同。徐广缙也想过，是不是可以像处理“黄竹岐事件”那样，召集士绅进行说服，但后来很快打消了这一主意。原因很简单，士绅也来自民众，不能违背民意，当着他这个总督的面，对方或许会诺诺连声，回去后照样还得反悔。

就算他徐广缙顶着巨大的内部压力，践行耆英的“两年之约”，洋人们会就此消停吗？这些人进城不是说逛上一圈就回去，他们可能会继续提出要求，比如给地，供其修建办公楼，要不然就是租房子，这是意料之中的，到时候你给不给？不给的话，大概又得把枪掏出来，拿开战之类来吓唬人了。

还可以继续往下推演。随着英国人一再相逼，官府被迫一退再退，广州民众对官府的信任度将会降到零，伴之而起的极可能是揭竿而起，那样一来，官府所面临的后果是什么？是两面不讨好，两面受夹击，最终一崩如斯，垮台完事！

徐广缙一头冷汗，趁着这一切都没发生，他决定重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