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林则徐曾搜集过外国资料，但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海外夷人”还缺少足够认识，因此重视有限，所得也极为浅显，可以说，从头到尾，基本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徐广缙的认真谨慎不下于林则徐，又有前车之鉴，这导致他在情报战方面格外投入和用心。自从来到广州就任后，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对英国国内动向以及英军在华兵力进行不间断的侦察。

英方情况与鸦片战争时已有显著不同。从1848年起，英国爆发了流行瘟疫，国内经济也不景气，这使得英吉利连续几年在海外投资上都很乏力。经济是军事的后盾，经济虚弱，军事方面也难以逞强。那一年，就连法国发生大革命，君主制的英国都没能力去干涉，只能承认了事，更别说远东了。

徐广缙所掌握到的情报是，在1848年，驻港英军仅仅只有一千两百五十人，经历一个夏天，又因病疫死了两百余人，眼下兵力不足一千，要像鸦片战争时一样发动一场大战役，甚至北上天津或杀入长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文翰能做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广州这个范围内逞逞威风，这是徐广缙敢于跟英方撕破脸的重要原因之一。

离“两年之约”到限的时间越来越近，广州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徐广缙除增兵虎门等诸炮台要隘，实行严阵以待外，还把文翰要他解散的民众完全发动起来。

他下令向乡勇每人发放一顶竹笠、一支矛、两把剑，另外还配发一些鸟枪，政府定期提供水酒和熟食进行奖励慰劳。在他的激励下，团练迅速壮大，广州附近，大一些的团练有数千人，小一些的也有数百人，几天之内，登记在册的乡勇人数就超过了十万。

这十万长城，徐广缙要借来威慑文翰那不足千人的武装。按照他的部署和安排，乡勇们白天是农民，照样耕田务农，到了晚上，则集体训练出操。训练时，枪炮声十里之外都听得见。

经过这么一鼓噪，广州已是“雷动云合”，不仅乡勇，就连妇女儿童也都参与进来，城内城外到处张贴着反对英人入城的红白字帖。徐广缙由此照会文翰：广东民情剽悍，迥异于他省，你要进城可以，但可能会出不去。

一封照会还不行，徐广缙让广州的知名士绅也写信给文翰，对他说你不要以为入城则荣，不入城则辱，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招致众怒，是实实足足的求荣反辱，聪明一点儿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徐广缙这么做的意思，就是告诉文翰，反对你的不光是民间的中下层人士，上层的知识分子也不买你的账。

要说文翰这洋人也挺会来事。到了他认定的入城时间，对徐广缙的坐镇炮台置之不理，“十万长城”和士绅的劝告也被他丢到一边，说动武还是动武了。

1849年2月，文翰亲率三艘军舰闯入广州内河。自耆英在任起，出动军队就是英方迫使中方妥协的法宝，这次尽管广州方面已有心理准备，但所面临的压力仍大到了极致。

没有人会不为徐广缙的命运担心。既然上面都松口了，倒不如乖乖地打开城门，还来得及……这位两广总督完全可以遵照道光网开一面的指令行事，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夜深沉，等待黎明的人们忐忑不安。伴随着心跳频率的不断加快，徐广缙必须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便是绝不放弃！

徐广缙计算好了，倘若炮台顶不住，他还有十万乡勇，有牢不可破的民心士气，文翰除了那三艘军舰，还有什么？

果然，三艘军舰之后就没了后续动作，而军舰每深入内河一步，就能看到岸上更多的乡勇和反英字帖，这使文翰开始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索性把军舰摆在那，自己回香港去了。

徐广缙关心的重点在于，事情会不会恶化。他的情报网络从未停止运作，最新情报表明，英国政府正在裁减香港驻军的军饷。按道理，军舰都进内河了，香港驻军应该全面动员，所以应该是添军饷而不是减军饷。徐广缙立即意识到，文翰的出兵，极可能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其政府的充分支持。

只有一个情况，让徐广缙有些坐不住了。据负责在香港观察的人报告，虽然在港英军被裁减了军饷，但近期忽然有一艘军舰到港，上面载满了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英国军队。

难道他们是赶来参加广州之战的？徐广缙要求再探再报，很快，他便获知了一个更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