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薪俸微薄，地方督抚还好，尚有丰厚的养廉银，京官没有，即便到副部这一级别，也只能靠一年四百两银子过活，而那时候又没有公车私用、公款报销的说法，什么都要自己开销，包括各种各样的应酬。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清官，基本没有灰色收入，所以每到年终，他都必须靠借债才能度日。不过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国家大事永远比过日子更重要，第一份建言的成功，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自此以后，曾国藩放开手脚，又上了第二、第三份建言。这时候他却发现皇上已经变了，变得对这些批评和建议不再感兴趣，而他的那些花了很多功夫琢磨出来的“治国良策”也从此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曾国藩郁闷了。他不明白咸丰到底怎么了，不是说求贤若渴的吗？

看到广西局势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曾国藩憋不住了，他认为是咸丰不肯采纳他这个“忠臣”的直谏所致，性子一上来，便又写了一份折子。这一回非同小可，以前都是批评时政，不痛不痒，此番是举起标枪，直接朝咸丰身上扔了，什么舍本求末，刚愎自用，还有虚荣心强之类，反正都是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句子。

写这样的折子，曾国藩颇有些死谏的决心，大抵是学着林则徐“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路子去的。没办法，不忠贞怎么叫烈女，我就等着你龙颜大怒，等着你把我打得不成人样了。

其实咸丰正处于无比烦心的时候，他对曾国藩的建议弃而不问，一方面是广西的那堆烂事已把他搅到心神不安，根本顾不上推行自己的新政，另一方面也是时事通行的法则，即说总比做容易，曾国藩叨叨叨地讲上一大通，咸丰落实起来却没这么轻松。

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咸丰气得脸色铁青。他把奏折往地上一扔：“军机大臣在哪里？拟旨，朕要好好地办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军机大臣们一听赶紧上前解劝，说曾国藩固然不识好歹，但求言求贤是皇上您亲自发起的，如果因此治罪，只怕会寒了大伙的心。

咸丰想了想也有道理，于是他强压火气，写了一份口气温婉的谕旨，算是把曾国藩给打发掉了。他当时不会料到，就是这么手下一留情，若干年后竟然会换得一个梦寐以求的大礼包。

已经做好杀头进班房准备的曾国藩逃得一劫，但皇帝的谕旨却没有带给他更大希望，而且眼瞅着不治罪已经是高恩厚德，再往枪口上撞那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曾国藩只好停止进言，专心做他的学问。当时的在京朝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左右时政的，一种是讲求学问的。曾国藩倒也想左右时政，可事与愿违，如今就只能跟学问死磕了。

在京期间，他曾拜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以操守著称，他像穆彰阿一样长期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门生弟子多如牛毛，但从不借此徇私。你要向他请教学问，老夫子会言无不尽，什么都跟你说，就怕你听不懂，如果你要想请他帮你走后门托关系，对不起，还是免开尊口为好。

倭仁的官做得不小，但生活上却是能节俭就节俭。一件冬天穿的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他都不买新的，仅仅在外面打个补丁，能凑合就凑合。

倭仁也从不收礼送礼。他有一个亲戚在地方上做官，到北京来看他。估计这亲戚捡到的是个肥缺，一出手便送给他一千两银子。倭仁说什么也不肯要，他说，亲戚里道的，礼尚往来本来应该，可你们现在都做着官呢，官有官德，别说一千两，一两也不能收。

亲戚还要坚持。倭仁便说你一定要送我的话，我就拿这些银子以你的名义去开一个粥厂，也好给贫民提供食物，这样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一千两银子拿去做慈善，他亲戚的思想境界还没高到这个份儿上，只好红着脸走了。

倭仁做这些，并非表面功夫，不带有一点表演性质，那都是长期自我修养、自我要求的结果。曾国藩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身处末世，要改变世风日下的状态，就得有这么一股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