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崭新的开始 镇山之宝

倭仁为什么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原来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写每天记,白天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念头都不放过,然后再对照理学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批评,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

曾国藩照这个方法苦修。可他也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平时也会骄傲,也会冲动,包括看到漂亮女人,也免不了会偷着瞄上几眼,而这些都是事后必须反省的罪过。

曾国藩把日记送交倭仁批阅。倭仁看过之后,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弟,你要想上个境界,就得脱胎换骨,重换一个人啊!”曾国藩悚然汗下,无地自容。

除倭仁外,曾国藩还曾拜另一位以学问见长的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倭仁、唐鉴虽然学问深厚,但事功方面都没有做出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这缘于他们或只注重自我精神修炼,或只专治古学,不问时事。曾国藩则不一样,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暂时无能力左右时政,但始终没有忘记审察大势和研究国计民生。比如唐鉴告诉他,为学有三个门径,曰“义理、考核、文章”,此外还有一个是经济之学,大致相当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研究过的实学。当时实学还被包括在义理里面,算不上一个大门径。曾国藩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经济单独列了出来,使实学走向经世实学,成为他继理学精神之外,赖以开创事业的另一镇山之宝。

学术之目的在于致用,至此,曾国藩已经完全具备了能力,只等命运的召唤。

1852年7月,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江西乡试正主考。自离家赴京,他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去了,于是赶紧向皇帝请假,请求在乡试结束后能让他顺道回老家探望父母。

9月,尚未归家的曾国藩忽然听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这让他既吃惊又悲痛,急忙穿上孝服,乘小舟溯江西上。

在路上,曾国藩就知道了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并正在围攻省城长沙的消息。他回家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个月后,他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湖南湘乡,为母亲举办了丧事。

这时整个湖南的气氛都异常紧张。自大清国建国以来,包括两湖地区的内地已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期,人们从没有看到过这样兵荒马乱的景象,一时谣言四起,恐怖情绪到处蔓延。尽管太平军还未能攻破长沙,湘乡周围也未见到过太平军的影子,但扶老携幼以逃兵灾的人家仍随处可见。

曾国藩哪里也不想去,他要在家好好地给母亲守上一年孝再说(当时惯例,母亲死在父亲前面,守孝期为一年),而坚持不懈的理学修炼功夫,也使他得以在外界一片纷扰的情况下,仍能做到镇静从容,处变不惊。

能在乱世中沉得住气,自然是条汉子,加之曾国藩又是有名的达官学者,仅凭声望就能压得住阵脚,正值湘乡成立团练,当地县令和曾国藩的一些师友便都盛邀他出来进行主持,但被曾国藩婉言谢绝了。

除了一心守孝外,曾国藩对能不能办好团练也没把握。毕竟纸上谈兵和真正的行军作战不是一码事,万一弄砸就不好了。

可是团练这件事似乎盯上了他,第二年,咸丰亲自来招呼了。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咸丰谕旨,咸丰任命他为湖南帮练大臣,要求他到长沙协助督办团练,以便“搜查土匪”。

皇帝的谕旨让曾国藩很为难,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家。当初在听到母亲病逝时,他就自怨自艾,认为是自己修养不够,有虚名而无实学,所以才没能给母亲带来应有的福祉,守孝一年,起码能给内心带来一丝慰藉。现在才两三个月便要脱去孝服,离家远去,于人于己都无法交代。

其时太平军已经离开长沙。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既然拿不下长沙,要攻打其他城市自然也不容易,或许过不了多久,便能被官军一举剿灭,他曾国藩只是一个文臣,未习兵事,就不要去出洋相了。

尽管在谕旨上,咸丰希望曾国藩一定要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还是写了封上疏,恳请让他继续在家守孝。上疏写好尚未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太平军攻破了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