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官军守住长沙不过是个偶然，太平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攻城拔寨，见谁灭谁的程度了。曾国藩犹豫起来，守孝固然重要，可如果哪一天让太平军夺得天下，还会让他这个前礼部侍郎优哉游哉地在家里待着吗？到时候，恐怕连给他自己守孝的人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踌躇不决，把很多人都给急坏了，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至交好友，这些人纷纷上门来对曾国藩进行规劝。曾国藩嗫嚅着说守孝不出是古法，好友们皆不以为然：“古法，那也不必拘泥，而且你素来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对得起皇帝的托付吗？”

到底都是读书人，为了打消曾国藩关于不孝的顾虑，他们还翻出典故，指出春秋战国时就有先例，遇到战事危急，人家照样穿着丧服行军打仗，要说古法，这也是古法。

经过整整四天的痛苦取舍，曾国藩终于决定迈出家门，踏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来到长沙。不去不知道，去了之后才发现不得了，太平军虽然走了，却把湖南的火给点了起来。在太平军的影响下，长沙周围全是揭竿而起的会党，什么串子、红黑、边钱、香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且隐隐然已有燎原之势。

在咸丰的谕旨中，团练的用途只是用来“搜查土匪”，放个哨啊，报个信啊什么的，真正剿匪的主力是驻长沙的绿营官军，可是这些官军根本就不中用。

在太平军撤围北上后，绿营中的精锐已去追击太平军，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兵油子。他们去剿匪，动不动就说打了胜仗，擒斩多少多少人，实际是见了对方就跑，或最多端端花架子，用火炮、鸟枪远远地放那么几下，意思意思，打得着打不着全没人管。

曾国藩调查了一下，在这么多剿匪战事中，竟然从没有短兵相接的例子，也就是说兵勇们根本不敢进行白刃肉搏。

除了缺乏勇气，当然也与兵痞们平时不训练有关，所谓“无胆无艺”。这在绿营中还不是个别现象，周天爵有一次要从广西省城带两百名兵勇去和太平军作战，其中一百人好像到了马嵬坡，赖在地上不肯走，另外一百人如同《石壕吏》的现实版，路上就哇哇大哭起来，恨不得给自己制造一残疾，以便可以免战。

周天爵以为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会好一些，不料去了之后更让他哭笑不得：一百人有如见到秃鹰的小麻雀，一百人仿佛裹足之羊，反正都被孙行者施了定身法，就没一个敢上去拼杀的。

已近八十高龄的周天爵气炸胸膛，上去用刀砍了两个，又用箭射了两个，还是无人敢跟着他往前冲。老将军无可奈何，只好说了一句：“你们这些熊兵可真厉害，算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显然，靠老爷兵们难以成事，曾国藩决定改弦更张，独辟蹊径，用勇军来剿匪。

经征得咸丰同意，他从罗泽南所编练的团练中进行挑选，再在湖南各地增募勇丁，着手建立了一支勇军，这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湘军，也称湘勇。至1853年7月下旬，其人数已达四千多人。

勇军出自团练，但它是升级版的团练，战斗力方面完全按正规野战部队的标准来要求。在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便亲自在长沙城对其进行了集中训练和管理。

从小到大，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他之所以能练出一支不同凡响的军队，是因为拜了一个好老师——明朝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当然不可能活过来重新授徒，但读书人就这点比别人占有优势，见不到人，他们可以看书，连授课费都省下来了。

戚继光生前留下两本兵书，一为《练兵实纪》，一为《纪效新书》，其中详细记录了他的“戚氏练兵法”。戚老师很实在，他说我不会讲空洞而玄乎的大道理，能做的，就是真金白银，把方法原原本本地教给你们，所以叫“实纪”；至于以前那些兵法，戚老师认为都显得有些老套，他教的是新的，让你看了以后绝对物超所值，所以称为“新书”。

让曾国藩激动不已的是，当年的戚继光也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麻烦，说是要统兵打仗，可手下全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于是戚继光只好自己重新选兵，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选兵标准。

比如，孬兵们很多是城市里的游手好闲之辈，他就选用农村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又比如，孬兵们平时能摆出个花架子，打仗时却一无所能，说明战场之上，胆量比风度更重要，只有够胆，敢往刀枪剑戟中冲，才能称为好兵。

这种标准太对曾国藩的胃口了，他照单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