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老师，能够看到与老师有关的人也是好的。杜受田死后没几个月，他的大儿子杜翰便由湖北学政擢升为工部侍郎。湖北学政只是个地方上的五品官，工部侍郎却是正二品中央大员。不仅如此，杜翰还奉命入值军机处，成为军机大臣，其跃升速度之快，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杜翰成了杜受田的化身，咸丰会对着他，说出自己不便向外界透露的心声。他对杜翰说：“自太平军发起北伐以来，一路纵横，五个月之内跨越五省，从江苏攻入直隶，现在又即将打到皇城根下。从这个势头看，明朝的故事就要重现了。”

咸丰所说的明朝故事，是指崇祯皇帝上吊煤山的亡国旧事。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咸丰感慨良多。他倒不是说明朝不该亡，明如果不亡，哪会有他们清的兴？咸丰的意思是，明不应该亡于崇祯。

崇祯是从他的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皇位的。天启是位有名的“木匠皇帝”，大明朝的根基就是给这位仁兄一口气全部挖空的，《明史》上说，天启虽然在位仅七年，但已经把国家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崇祯继位后，就如同道光、咸丰一样勤恳尽力。他鸡鸣即起，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据说在他执政期间，皇宫里面从来不搞宴乐这类事。

可是大明朝偏偏不亡于天启，而亡于崇祯手中，也就是说天启欠下的债要让崇祯来还。这债务委实太多太沉重，崇祯还不了，结果被债主逼近家门，只得自杀殉国。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就好像一个懒散成性且成绩一塌糊涂的差生能侥幸升学，而另外一个勤勉自律、天天向上的好学生却要被劝退。历史的不近人情处，足以使所有的励志圣经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咸丰对此伤感不已，他说的是崇祯，其实叹的是自己。自即位以来，他岂不也一样的拼命，一样的夙兴夜寐，可是到头来，竟然就要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了。更令人悲哀的是，崇祯起码还可以怨他的哥哥，怨前面几任皇帝的不着调，他咸丰该怨谁呢，从他父亲道光往上数，可没有哪一个清朝皇帝称得上是昏君。

处于从未有过的时代大变迁，咸丰能够得到的，不可能是令他满意的答案，而只会是一个接一个的痛苦和无奈。

只有在四周无人时，咸丰才会向杜翰这个老师的化身叹苦经，一旦回到朝堂之上，他又必须硬着头皮撑起大局。

马克思得到的东方电报，其实也是一个误传。咸丰从来没有下诏搬运财物，他只是紧急召集了王公大臣会议。会上，众人都被局势给吓坏了，连那些六七十岁，见多识广的大臣们也惊恐失色，在朝廷之上就哭起来，因为一连哭了好几天，哭的时间太长，一个个把眼睛都哭得像樱桃一样又红又肿。

看着眼前这些怯懦的人们，咸丰忽然觉得自己比他们更有勇气和担当，他大喝一声：“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

随着皇帝一声断喝，小女子一样的抽泣声立刻停止了，大家伙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想办法。有人主张逃，或者回关外东北，或者迁都西安。有人主张战，或者死守北京，或者下诏让各省兴师勤王。

意见很多很杂，最后都等咸丰定调。咸丰思考了一会儿，做出了评判：“不管逃到哪里，都是耻辱的行为。让各省兴师勤王，倒是不错，可是来不及，没准儿各省军队还没到，北京已经被攻破了。”

要不还是把城门关起来，待在北京城里坐井观天，守得一日算一日？咸丰对王公大臣们说：“国君死社稷，礼也。”皇帝为国家社稷而死，乃分内之事，就像崇祯一样，他咸丰也做好了这个准备。

可是，“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咸丰做出了一生中最为果断也最为明智的决定：做殊死一搏！

他要升坛拜将，继续派人督战出征，打赢了最好，打不赢，再深沟高垒，等待勤王之师来援救。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咸丰的心境跟“国君死社稷”其实也差不多。因为这个决定，崇祯也做过。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崇祯曾拜大学士李建泰为将，出京抵御。一个月后，李建泰就回信：“贼势大，不可敌矣”，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两个月后，李自成兵临城下，一举攻破北京。

都是一样的决策，有没有效，能不能避免崇祯当年的遭遇，早就不取决于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只能寄望于难以预测的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