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用时间来熬 遗书

1856年4月5日,罗泽南设计将部分太平军诱出武昌城,然后一路追杀,想乘势冲进城去。他太想抓住这个机会,忘记了自己已经进入太平军枪炮的射程之内。

太平军紧急关住城门后,城头枪炮如雨一样倾泻。一马当先的罗泽南头部中弹,顿时血染衣襟,但他仍坚持力战,直到实在看不到入城的希望才收兵回营。

胡林翼听到罗泽南受重伤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赶来探视。罗泽南当时的官衔是宁绍台道,只比知府高一点,位列正四品,而胡林翼已经是从二品的巡抚,但胡林翼对罗泽南十分尊敬,见了面执弟子礼,言行举止恭恭敬敬,俨然把他当成自己的先生。

胡林翼这么做,不是表面功夫,他确实对罗泽南的学识人品和能力都非常钦佩,即使私下与幕僚谈到罗泽南时,都要称罗山先生(罗山是罗泽南的号)。平时事无巨细,胡林翼均要向罗泽南进行咨询,彼此意见统一后才会施行,因此虽然相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已经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当胡林翼到达时,罗泽南还能坐在营外,跟他商讨作战方略。尽管如此,胡林翼仍清楚地知道对方的伤势有多重,除了延请名医诊治外,还亲自驻其营中,以便日夜看视。

可这次罗泽南中的是致命创伤,伤口深达两寸,子弹无法取出,再好的医生都回天无力了。几天后,罗泽南伤情加重,已不能坐,只能躺,他睁大眼睛,作势索要纸笔,并仰卧床头写下了遗书。

这是非常少见的遗书,一共就两条:一条是“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另一条是“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有人说,罗泽南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即便在军营里也不肯放下书本,一睡醒便谈学问,但他留下的遗书却分明昭示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赤子之心,又有着怎样融会贯通的真学问。说他迂腐的人,恰恰自己太过精明,而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从古至今都充斥着这样的“精明人”,唯独缺少“迂腐的书呆子”。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罗泽南“神散气喘,汗出如洗”,已经到了弥留一刻。胡林翼见状,痛哭失声。罗泽南握着他的手,挣扎着留下遗言,但仍无一字及私。

罗泽南说,武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肯定要死守,我们如果不拼命死战的话,不仅武汉保不住,恐怕今后两湖的其他地区也将“均无净土”。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泽南还想到了在江西苦苦支撑的曾国藩,他再不能够去会师九江,救朋友危急了。他对胡林翼说:“现在武汉攻不下来,江西又危在旦夕,而我们力薄兵单,没法兼顾。我这个人是不怕死的,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为此做什么了,以后只能靠你和李续宾继续撑持……”

话没说完,一代儒将便停止了呼吸。

从出生直到死亡,罗泽南可以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命运累加在他身上的伤痛难以计数,但是在他心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需要反反复复地不断追问,一个人活着,应该如何求学,如何救世,如何活出真正的人生价值。

罗泽南战死的消息传出,整个南方战场都为之震惊。曾国藩更是痛悔不已,他认为如果不是自己三番五次的催促,罗泽南也不至于铤而走险,而胡林翼除了悲痛之外,还从中得到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对攻城战术的再认识。

改攻坚为围困,本来是胡林翼和罗泽南共同商定的策略,但因为各种原因,两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都想乘守军一个不注意,发动登城仰攻,以便一劳永逸。

登城仰攻固然爽快,但太伤元气,对于讲究身先士卒的湘军而言,战死在城下的往往都是军中最勇敢、最精锐的将士。罗泽南的死,让胡林翼猛然醒悟过来:“今后谁也不准提仰攻,谁提我跟谁急!”

胡林翼在“围困”旁边又加两个字“长久”,合起来就是长围久困。他要像僧格林沁对付北伐的太平军那样,慢慢地熬下去,直到用时间来熬出战果。

长围久困,要想围得实,围得紧,关键还是要把所有进出口一个不漏地全部堵住。对于武昌来说,则是要控制江面,以截断太平军的增援水道。

围绕这一条生命线,湘军水师和太平军水营展开了殊死角斗。

太平军水营曾经被打到灰飞烟灭,它的复振,是从翼王石达开执掌前线指挥大权开始的。所有太平军将帅中,石达开是发现水营弊端,并主动矫正其缺陷的第一人。

水营弊端在哪里,首先是船只。太平军多用民船,掳获民船固然省事,一下子就可能弄到成百上千,可是面对湘军的正规战船和洋炮,改造版的民船往往就跟纸糊的一样,一打就破,一破就沉,损失之后又无法补充,即便上万船只也很快就消耗一空。随着船只越来越少,水营的战斗力也就相应越来越弱。

其次是训练。由于原先忽视训练,水营将士的军事素养普遍很差,以至于“水战诸法,茫然不解”。打仗的时候,都是呼啦啦一道上,有一个地方受挫失利,便轰隆隆地全队赶过去,结果常常顾此失彼,被各个击破。

石达开从这两处入手,仿照湘军的模式,在安庆和九江分别督造战船,同时加强水战训练,从而打造出了一支以“湘式”大战船为基干,以改造民船和小划相配合,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新水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