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年间，无论是哪个省，只要在经历兵祸战事，没有一个不被缺钱整得够呛，广东也不例外。

与其他省不同的是，广东还要担负很大一笔协饷。在洪兵大起义爆发前，南方各省所需军饷，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陆续从广东拨解过去的，就连江南大营的向荣，睡醒后一睁眼，首先想到的也是向广东要银子。

一方面是自己在淌血，另一方面还要向外输血，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艰难。早在叶名琛打完他的第一大仗粤北之役后，广东省的金库就已经快被掏空了，到了“筹之无可筹，垫之无可垫，挪之无可挪”的地步，叶名琛向军机首辅祁寯藻连连叫苦：“东省亦有立穷之势也。”我快被你弄得一贫如洗了。

如果说这时候的广东财政由富转穷的话，到1854年洪兵大起义爆发前后，则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贫。

起义之前，广东遭受了特大水灾。叶名琛看到这与水利不兴有关，于是大力修补堤坝，以保证来年收成，但这是要花钱的。

起义之后，更要花钱，而且得花大钱。当年仅一年的军费就高达一百三十万两，广东两年积存下来的田赋收入不过才二十万两，减去开支，还倒欠一百多万两！

再没钱来填坑，就要破产了。

在叶名琛与徐广缙共同执政广东时，补洞的办法是捐款，两人带头从各自的积蓄中捐出一万两，以后叶名琛担任两广总督，成了一把手，更是开始了官员捐款制度化。

每隔十天，办事人员要向叶名琛送交一份清单，上面标明官员的捐款数，而且分两栏，一栏是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另一栏是五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高的要多捐，中低的可以适当少捐一些。

官员捐款纵使把众人搞得叫苦连天，一年也不过几万两，对于越来越大的窟窿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

要填的是大坑，不是小洞，所以叶名琛也只能豁出去了，在他所使用的所有手段中，就包括不顾一切地打击走私。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走私和偷税漏税都变得异常猖獗。中国商人这么干，外国商人也这么干，有时大家干脆连成一气。知道官府对洋人投鼠忌器，贩私盐的便在船上雇用外国船员，以冒充洋船，享受所谓治外法权，其他商船运的明明是出口商品，也堂而皇之地伪装成进口货，然后以转口为由，从而逃掉出口税。

出漏洞的地方，古今都差不多，连部位都惊人地一致，只在于你敢不敢，能不能动真格的。叶名琛的态度是绝不留情，举起棍子，乒乒乓乓就是一顿敲砸，哪怕是对待真的洋人走私商，他也毫不客气，船只该扣就扣，货物该没收就没收。

从关税中抠出的银子，单在广州一地，即达一百多万两，等于上年的三倍。

几百万还是不够，于是叶名琛又找到了最重要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增收商业税。

对于商业税，以前没人有这种意识，厘金不过是被逼急情况下的剑走偏锋而已。叶名琛进士出身，也并非天生的理财大师，他找到这条路子，其实还是托了洪兵的“福”。

广州被围期间，城内军民每人头上都悬一把剑，自觉性比任何时候都高，不消叶名琛过多动员，商号店铺便每家都捐了一笔钱。

击败洪兵之后，叶名琛需要的钱有多无少，便惦记上了向商家收税，而且他还发现，在商人云集的广东，这么做有绝对的可行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