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到中国担任领事，并不是美差，差不多是属于最无利可图的职位，别人想躲还躲不掉呢。包令这么做，纯粹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要在远东干出一番名堂。

看到突然出了这么一个领事，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不惊反喜。他一直觉得现任公使兼港督文翰不太称职，认为这人虽不算老实，却天生胆小，做不了什么大事。

按照巴麦尊的想法，最好能换个犀利一点的角色，正在惦记物色着，没想到最佳人选已经自己来了，于是便私下把包令找去闲谈。

外相给予小小领事如此礼遇，这在英国官场上甚少先例，更不用说包令以前还只是个普通议员。在闲谈的过程中，包令受宠若惊，巴麦尊则是滔滔不绝。在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相看来，中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美国，都可以归到一个类型。

巴麦尊的话乍一听，不知道的人没准还会以为是好话，什么时候中国可以跟欧美国家站一排去了，但其实不是。巴麦尊的意思是，以上国家的政府，皆属“半开化的政府”，你得时常教训一下才行。

“半开化”，是巴麦尊的说法，说白了，就是指不按英国人的规则或意图出牌的国家，至于说到能不能被教训，这就复杂了。

美国不消说，刚刚通过独立战争脱离英国的统治，巴麦尊的所谓“教训”不过是帮他自己解解心宽而已，因为他压根儿拿对方没什么办法。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素来为英国人看不起，但也并不好惹。

一众国家里面，就数中国最弱，也最好欺负，它才是巴麦尊真正的矛头所指。讲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很是来劲。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需要每隔八年到十年教训一顿，如此才能服服帖帖。

可是八年到十年的间隔太长，中国人又“心智低下”，这段时间怎么办？包令试探着说：“要不我们警告一下……”

巴麦尊立即打断他的话：“不，警告没什么用，非得用棍棒不可，不但要让中国人看到棍棒，还得使他们体会到棍棒打在肩上的那种感觉。”

包令喜不自胜，中国是个软柿子，好吃又好捏，如今外相又有此意，看来想不建功海外都不可能了。可是他很快又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在广州反入城斗争中，机关算尽的文翰铩羽而归，“两年之约”成了镜花水月，英国人最终连广州城门都没能迈得进去，弄得在旁观阵的包令也泄了气。

包令只能期待巴麦尊赶快挥舞“大棒”，未料这位外相却已被迫下野，他什么都指望不上，在广州又无事可做，只好动用他的天赋，拿中国话学着玩。

有一段时间，文翰离港，包令得以代理文翰的港督一职。这时候他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提出要“严厉敦促”中国，以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但此时辉格党被换了下去，加上英国政府的视线仍集中在中东，包令的建议不仅没被批准，反而被告知：你不要多事，再多事就把你召回国内。

这么大老远跑来，没立着功，升着职不说，还挨了训，包令有苦难言，真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英国政坛正如伦敦的气候，局外人只能雾里看花，很快政府更替，包令的靠山做了外交大臣，他也跟着时来运转，得以正式接替文翰之职。

等了这么久，终于露出了事业线。包令热血沸腾，一上任就要求会见叶名琛，以便修订到期的《南京条约》，叶名琛没有拒绝，但要求把见面地点放在城外。

从外交礼仪和程序上来看，叶名琛的回应没有不得体之处。他明确承诺，只要不在广州城内，不管是在华商货栈，还是在虎门炮台，甚至到英国军舰上去谈，都没有问题，英方可任择一处。

问题在于包令对谈判地点不满意。其实《南京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可以修订的条款，协商修订云云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说到底，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乎入城。

包令立即宣布一切全是叶名琛的错，因为对方“拒绝谈判”。

既然你叶名琛不谈，我就直接去找中国皇帝谈，包令两次北上，试图直接谒见咸丰，或让咸丰另派钦差大臣同他谈判。咸丰莫名其妙：大清国的所有谈判事宜都由叶名琛负责，他没说不愿意跟你谈，你们俩靠这么近，跑京城来干什么？

包令两次北上，均徒劳无功，这让他更加恼火不已，并把所有过错都归结到叶名琛身上，认为这位东方官吏“顽冥不化，傲慢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