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初，英国公使额尔金离任。当额尔金以英雄形象回国路过上海时，受到了居沪英商的齐声欢呼。这些英商还集体向额尔金送交了一份请愿书，上面除为英国发动战争喝彩外，一如既往地秉持了对中国的蔑视。

出乎英商们的意料，额尔金摇了摇头，说：“我们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想象当中野蛮愚昧的国家。这里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它有许多方面确实是衰败和有缺陷的，但在其他方面足以赢得我们的赞许和尊重。”

额尔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主张动武，照他的话说，如果不用“手枪正对准喉咙”，中国政府怎么肯答应签订《天津条约》呢？这位伯爵之所以显得比狭隘的商人们更有见地，只是与他所见所闻有关，在叶名琛和战死于大沽口炮台的中国炮手们身上，额尔金确实看到了很多值得他敬畏的东西。

新一任英国公使是额尔金的弟弟卜鲁斯。卜鲁斯也参加了天津谈判，继任乃兄之职算是英国政府给予的奖赏。卜鲁斯一上任，就向中方提出要进京换约，即用刚刚签订好的《天津条约》置换旧约。

咸丰已经窝囊到要死，当然不愿再看到洋鬼子趾高气扬地跑到京城来，所以他起初怎么也不肯答应，说大家就在上海换好了，何必舍近求远，跑到京城来呢？

按照咸丰的旨意，大学士桂良提前来到上海，以等待英使的到来。谁知卜鲁斯到上海后不仅拒绝与桂良见面，而且还责备桂良为什么不早日回京，做好预备接待的事宜。

接到桂良的奏折，咸丰被逼无奈，只好同意进京换约，但是要求在随行人数、仪仗上有所限制，以保存东方帝国最起码的脸面。

传话过去，洋人才不理这一套。卜鲁斯已经接到了外相的训令，外相指示他：“外国使节入北京，清政府常怀厌恶之心，经常假借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你此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果断处置，带上卫队，不得已也可乘军舰赴天津。”

卜鲁斯性情急躁，外相说是不得已才能动用军舰，他就当正常情况用，马上命令海军司令何伯少将率舰队随其前往天津。根据英法协议，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乘着军舰，带着卫队赶了过来。

这个场面，咸丰不是没有预料。实际上，他肯答应谈判并签订《天津条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缓兵之计，为的就是能有充足时间进行重新布防。在此之前，他早就做好准备，拿出了他一直不肯动用的最大王牌：皇家将星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既有让咸丰坐立不安的指责，也有令人动心动容的承诺。他写道：“臣请率部御敌。兵不足，臣请以倾国之兵报效，粮不足，臣请以倾国之粮报效皇上。至于胜败军家常事，胜不足以喜，败不足以惧，人心非不可以兴奋，天命非不可以挽回！”

僧格林沁不仅没有因此受罚，咸丰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天津谈判结束后，英法联军前脚刚刚离津南下，咸丰后脚就将僧格林沁召到京城，当面谈了自己在防守天津及大沽口方面的一些设想。

主战派有了机会，僧格林沁终于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手一搏了，他随即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直奔天津。

视察天津沿海防线是此行的重点。不出僧格林沁的意料，大沽口炮台早已成为废墟一片，除在战争中被炸掉的以外，剩余炮台都已被英法联军拆毁，原有驻军也死的死，逃的逃，溃散一空。

僧格林沁决定再去看一下北塘，那里是除大沽口外的另一防守重点，由于没有直接遭到攻击，驻守部队仍基本维持着原状。

北塘总兵前来报到，僧格林沁问他手下有多少兵，得到的回答是，除调出去的外，尚有三百多人。僧格林沁长年治军，非常注重细节，他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传令集合部队，他要亲自点验。

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僧格林沁坐在帐中一动也不动，就等着官兵集合，一天下来，总共才来了四五十人。他勃然大怒：“军纪如此废弛，还能打好仗吗？指挥官究竟是干什么吃的？”

渎职的北塘总兵立即被予以撤职，并交吏部追加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