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要打屁股，不是说当兵的自身就一点问题没有，要跟洋人作战，没有一支精锐之师是不行的。在击败北伐军后，原先归僧格林沁统率的旧部，大多已被西凌阿带去南方，只剩下回归蒙古的骑兵，于是僧格林沁又把他们召到了前线。

蒙古铁骑虽然厉害，但毕竟是骑兵，你要一个骑惯马的人到地面开枪鸣炮，显然不能发挥所长。在僧格林沁所掌握的部队中，还有驻扎于北京城内外的京旗，其中就包括培养过塔齐布的火器营。京旗兵经常操练枪炮技术，用他们来守天津，当然再好不过，但京旗同时肩负卫戍北京的重任，只能调很少一部分过来。

显然，不能单纯依赖骑兵或京旗，僧格林沁决定在天津重新征招部队，但他很快就发现新招士兵素质很差，这些人多半是因为在社会上没有一技之长，谋生困难，才跑到军营里来混饭吃的，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必备技能和操守。

把不成器的新兵练成精兵，成了僧格林沁在天津的主要使命之一。他想到的办法是，从京旗中抽出一部分精锐，调到大沽做防守骨干，同时让这些老兵与新兵进行混编训练，以提高新兵的技术素养和能力。

有老兵带，并不等于新兵就一定能成为精兵，僧格林沁在军营中制定了层层奖励激励制度。

学会鸣放鸟枪和耍弄刀枪是基本功，只有过了这一关，应召之人才能留下来当兵。之后，如果又学会了放炮，恭喜，涨五钱饷。

这还不算完，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和干劲，还可以继续给你涨饷——

陆勇，长矛腰刀舞起来锐不可当，以一当十，涨五钱。

水勇，水性不错，能像浪里白条一样潜伏水底，涨五钱。

炮手，开炮动作纯熟，成了神射手之类的角色，涨五钱。

……

以此类推，只要士兵能够学会一样绝活，就给涨一次军饷，每次虽然不多，但加起来就多了。

这是对自觉的，对不自觉的，僧格林沁也毫不客气。他曾让一批水勇完成海上浮渡训练，百余水勇竟无人敢上前一试。

连浮渡都不敢，还叫水勇？僧格林沁二话不说，下令撤掉水勇的口粮，什么时候敢游能游了，再允许吃饭。

所有兵勇里面，僧格林沁最看重的是炮手，但炮手的情况也最不乐观。在僧格林沁亲自主持的一次火炮射击抽查中，大小火炮共发射实弹五十二发，正中靶船的是十八发炮弹，仅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命中率。

海防是天津防守的关键，而海防又全靠炮台，连炮都打不准打不好，怎么防？僧格林沁对炮手提出要求，不光是要打中靶船，还得打中旗杆。

那时即便是从国外进口的洋炮，也多为没有膛线的滑膛炮，更不用说土炮了，中国炮手又不可能像西方人一样，从数学和弹道原理的角度来研究射击技术。炮打得准打不准，全凭经验和感觉，这种情况下要打中一根旗杆，可想而知，该有多难。

炮手们起先都叫苦连天，而且谁都打不准，无论怎么练都是一副趔趔趄趄的样子。僧格林沁不听任何理由，他实行“末名淘汰制”，从打得最豁边的人开始，直接淘汰，由此逼得炮手们都不得不拼着命加强训练，一点点地去提高射击技能。

僧格林沁的严，不仅体现在训练上，也包括军风军纪。

在太平军和后来兴起的捻军心目中，僧格林沁始终是他们在北方的最大劲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僧格林沁切齿痛恨，在一篇“捻军歌谣”中，几乎把僧格林沁描写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不怕蚂蚱吃，不怕黄水淹，就怕僧王住一天。”

真实的僧格林沁并非如此。据说他每到一地，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要保护当地百姓。按照他的说法，“预知军旅之盛衰，必访百姓之褒贬”，军队以后能不能闯出名堂，全靠民间口碑，因此他经常微服查访，去听一听驻地附近的老百姓有什么意见。

由于缺粮缺饷等问题，战乱年代的官军确实有很多在军纪上糟糕至极，官军过处，“奸淫焚掠，十室九空”的场景也并不少见。见到向他鸣冤叫屈的百姓，僧格林沁对这些害群之马很是痛恨，曾发出“民之恨兵，甚于恨贼”的慨叹。有鉴于此，他在管束自家军队特别是蒙古骑兵方面格外严苛，除三令五申外，还请朝廷派御史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进行监督。

史称，僧格林沁督师十余年，“瓜果下无戎马迹”，所部基本上是秋毫无犯，在军风军纪上是可以与南方的湘军相比较的。